◎刑法三
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
太祖常与侍臣论待大臣礼。太史令刘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盘水加剑，诣请室自裁，未尝轻折辱之，所以存大臣之体。”侍读学士詹同因取《大戴礼》及贾谊疏以进，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励廉耻也。必如是，君臣恩礼始两尽。”帝深然之。
洪武六年，工部尚书王肃坐法当笞，太祖曰：“六卿贵重，不宜以细故辱。”命以俸赎罪。后群臣罣误，许以俸赎，始此。然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鞭死，工部尚书薛祥毙杖下，故上书者以大臣当诛不宜加辱为言。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宣德三年，怒御史严皑、方鼎、何杰等沈湎酒色，久不朝参，命枷以徇。自此言官有荷校者。至正统中，王振擅权，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陈瑺，祭酒李时勉率受此辱，而殿陛行杖习为故事矣。成化十五年，汪直诬陷侍郎马文升、都御史牟俸等，诏责给事御史李俊、王浚辈五十六人容隐，廷杖人二十。正德十四年，以谏止南巡，廷杖舒芬、黄巩等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嘉靖三年，群臣争大礼，廷仗丰熙等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六人。中年刑法益峻，虽大臣不免笞辱。宣大总督翟鹏、蓟州巡抚朱方以撤防早，宣大总督郭宗皋、大同巡抚陈翟以寇入大同，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侨、大理卿沈良才以议丁汝夔狱缓，戎政侍郎蒋应奎、左通政唐国相以子弟冒功，皆逮杖之。方、翟毙于杖下，而黯、侨、良才等杖毕，趣治事。公卿之辱，前此未有。又因正旦朝贺，怒六科给事中张思静等，皆朝服予杖，天下莫不骇然。四十余年间，杖杀朝士，倍蓰前代。万历五年，以争张居正夺情，杖吴中行等五人。其后卢洪春、孟养浩、王德完辈咸被杖，多者至一百。后帝益厌言者，疏多留中，廷杖寝不用。天启时，太监王体乾奉赦大审，重笞戚畹李承恩，以悦魏忠贤。于是万燝、吴裕中毙于杖下，台省力争不得。阁臣叶向高言：“数十年不行之敝政，三见于旬日，万万不可再行。”忠贤乃罢廷仗，而以所欲杀者悉下镇抚司，士大夫益无噍类矣。
南京行杖，始于成化十八年。南御史李珊等以岁祲请振。帝摘其疏中讹字，令锦衣卫诣南京午门前，人杖二十，守备太监监之。至正德间，南御史李熙劾贪吏触怒刘瑾，矫旨杖三十。时南京禁卫久不行刑，选卒习数日，乃杖之，几毙。
东厂之设，始于成祖。锦衣卫之狱，太祖尝用之，后已禁止，其复用亦自永乐时。厂与卫相倚，故言者并称厂卫。初，成祖起北平，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故即位后专倚宦官，立东厂于东安门北，令嬖暱者提督之，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盖迁都后事也。然卫指挥纪纲、门达等大幸，更迭用事，厂权不能如。至宪宗时，尚铭领东厂，又别设西厂刺事，以汪直督之，所领缇骑倍东厂。自京师及天下，旁午侦事，虽王府不免。直中废复用，先后凡六年，冤死者相属，势远出卫上。会直数出边监军，大学士万安乃言：“太宗建北京，命锦衣官校缉访，犹恐外官徇情，故设东厂，令内臣提督，行五六十年，事有定规。往者妖狐夜出，人心惊惶，感劳圣虑，添设西厂，特命直督缉，用戒不虞，所以权一时之宜，慰安人心也。向所纷扰，臣不赘言。今直镇大同，京城众口一辞，皆以革去西厂为便。伏望圣恩特旨革罢，官校悉回原卫，宗社幸甚。”帝从之。尚铭专用事，未几亦黜。弘治元年，员外郎张伦请废东厂。不报。然孝宗仁厚，厂卫无敢横，司厂者罗祥、杨鹏，奉职而已。
正德元年，杀东厂太监王岳，命丘聚代之，又设西厂以命谷大用，皆刘瑾党也。两厂争用事，遣逻卒刺事四方。南康吴登显等戏竞渡龙舟，身死家籍。远州僻壤，见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转相避匿。有司闻风，密行贿赂。于是无赖子乘机为奸，天下皆重足立。而卫使石文义亦瑾私人，厂卫之势合矣。瑾又改惜薪司外薪厂为办事厂，荣府旧仓地为内办事厂，自领之。京师谓之内行厂，虽东西厂皆在伺察中，加酷烈焉。且创例，罪无轻重皆决杖，永远戍边，或枷项发遣。枷重至百五十斤，不数日辄死。尚宝卿顾璿、副使姚祥、工部郎张玮、御史王时中辈并不免，濒死而后谪戍。御史柴文显、汪澄以微罪至凌迟。官吏军民非法死者数千。瑾诛，西厂、内行厂俱革，独东厂如故。张锐领之，与卫使钱宁并以辑事恣罗织。厂卫之称由此著也。
嘉靖二年，东厂芮景贤任千户陶淳，多所诬陷。给事中刘最执奏，谪判广德州。御史黄德用使乘传往。会有颜如环者同行，以黄袱裹装。景贤即奏，逮下狱，最等编戍有差。给事中刘济言：“最罪不至戍。且缉执于宦寺之门，锻炼于武夫之手，裁决于内降之旨，何以示天下？”不报。是时尽罢天下镇守太监，而大臣狃故事，谓东厂祖宗所设，不可废，不知非太祖制也。然世宗驭中官严，不敢恣，厂权不及卫使陆炳远矣。
万历初，冯保以司礼兼厂事，建厂东上北门之北，曰内厂，而以初建者为外厂。保与张居正兴王大臣狱，欲族高拱，卫使朱希孝力持之，拱得无罪，卫犹不大附厂也。中年，矿税使数出为害，而东厂张诚、孙暹、陈矩皆恬静。矩治妖书狱，无株滥，时颇称之。会帝亦无意刻核，刑罚用稀，厂卫狱中至生青草。及天启时，魏忠贤以秉笔领厂事，用卫使田尔耕、镇抚许显纯之徒，专以酷虐钳中外，而厂卫之毒极矣。
凡中官掌司礼监印者，其属称之曰宗主，而督东厂者曰督主。东厂之属无专官，掌刑千户一，理刑百户一，亦谓之贴刑，皆卫官。其隶役悉取给于卫，最轻黠獧巧者乃拨充之。役长曰档头，帽上锐，衣青素衤旋褶，系小绦，白皮靴，专主伺察。其下番子数人为干事。京师亡命，诓财挟仇，视干事者为窟穴。得一阴事，由之以密白于档头，档头视其事大小，先予之金。事曰起数，金曰买起数。既得事，帅番子至所犯家，左右坐曰打桩。番子即突入执讯之。无有左证符牒，贿如数，径去。少不如意，扌旁治之，名曰乾醡酒，亦曰搬罾儿，痛楚十倍官刑。且授意使牵有力者，有力者予多金，即无事。或靳不予，予不足，立闻上，下镇抚司狱，立死矣。每月旦，厂役数百人，掣签庭中，分瞰官府。其视中府诸处会审大狱、北镇抚司考讯重犯者曰听记。他官府及各城门访缉曰坐记。某官行某事，某城门得某奸，胥吏疏白坐记者上之厂曰打事件。至东华门，虽夤夜，投隙中以入，即屏人达至尊。以故事无大小，天子皆得闻之。家人米盐猥事，宫中或传为笑谑，上下惴惴无不畏打事件者。卫之法亦如厂。然须具疏，乃得上闻，以此其势不及厂远甚。有四人夜饮密室，一人酒酣，谩骂魏忠贤，其三人噤不敢出声。骂未讫，番人摄四人至忠贤所，即磔骂者，而劳三人金。三人者魄丧不敢动。
庄烈帝即位，忠贤伏诛，而王体乾、王永祚、郑之惠、李承芳、曹化淳、王德化、王之心、王化民、齐本正等相继领厂事，告密之风未尝息也。之心、化淳叙缉奸功，荫弟侄锦衣卫百户，而德化及东厂理刑吴道正等侦阁臣薛国观阴事，国观由此死。时卫使慴厂威已久，大抵俯首为所用。崇祯十五年，御史杨仁愿言：“高皇帝设官，无所谓缉事衙门者。臣下不法，言官直纠之，无阴讦也。后以肃清辇毂，乃建东厂。臣待罪南城，所阅词讼，多以假番故诉冤。夫假称东厂，害犹如此，况其真乎？此由积重之势然也。所谓积重之势者，功令比较事件，番役每悬价以买事件，受买者至诱人为奸盗而卖之，番役不问其从来，诱者分利去矣。挟忿首告，诬以重法，挟者志无不逞矣。伏愿宽东厂事件，而后东厂之比较可缓，东厂之比较缓，而后番役之买事件与卖事件者俱可息，积重之势庶几可稍轻。”后复切言缇骑不当遣。帝为谕东厂，言所缉止谋逆乱伦，其作奸犯科，自有司存，不宜缉，并戒锦衣校尉之横索者。然帝倚厂卫益甚，至国亡乃已。
锦衣卫狱者，世所称诏狱也。古者狱讼掌于司寇而已。汉武帝始置诏狱二十六所，历代因革不常。五代唐明宗设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乃天子自将之名。至汉有侍卫司狱，凡大事皆决焉。明锦衣卫狱近之，幽系惨酷，害无甚于此者。
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使断治，所诛杀为多。后悉焚卫刑具，以囚送刑部审理。二十六年，申明其禁，诏内外狱毋得上锦衣卫，大小咸经法司。成祖幸纪纲，令治锦衣亲兵，复典诏狱。纲遂用其党庄敬、袁江、王谦、李春等，缘借作奸数百千端。久之，族纲，而锦衣典诏狱如故，废洪武诏不用矣。英宗初，理卫事者刘勉、徐恭皆谨饬。而王振用指挥马顺流毒天下，枷李时勉，杀刘球，皆顺为之。景帝初，有言官校缉事之弊者，帝切责其长，令所缉送法司，有诬罔者重罪。英宗复辟，召李贤，屏左右，问时政得失。贤因极论官校提人之害。帝然其言，阴察皆实，乃召其长，戒之。已缉弋阳王败伦事虚，复申戒之。而是时指挥门达、镇抚逯杲怙宠，贤亦为罗织者数矣。达遣旗校四出，杲又立程督并，以获多为主。千户黄麟之广西，执御史吴祯至，索狱具二百余副，天下朝觐官陷罪者甚众。杲死，达兼治镇抚司。构指挥使袁彬，系讯之，五毒更下，仅免。朝官杨琎、李蕃、韩祺、李观、包瑛、张祚、程万钟辈皆锒铛就逮，冤号道路者不可胜记。盖自纪纲诛，其徒稍戢。至正统时复张，天顺之末祸益炽，朝野相顾不自保。李贤虽极言之，不能救也。
镇抚司职理狱讼，初止立一司，与外卫等。洪武十五年添设北司，而以军匠诸职掌属之南镇抚司，于是北司专理诏狱。然大狱经讯，即送法司拟罪，未尝具狱词。成化元年，始令覆奏用参语，法司益掣肘。十四年，增铸北司印信，一切刑狱毋关白本卫，即卫所行下者，亦径自上请可否，卫使毋得与闻。故镇抚职卑而其权日重。初，卫狱附卫治，至门达掌问刑，又于城西设狱舍，拘系狼籍。达败，用御史吕洪言，毁之。成化十年，都御史李宾言：“锦衣镇抚司累获妖书图本，皆诞妄不经之言。小民无知，辄被幻惑。乞备录其旧名目，榜示天下，使知畏避，免陷刑辟。”报可。缉事者诬告犹不止。十三年，捕宁晋人王凤等，诬与瞽者受妖书，署伪职，并诬其乡官知县薛方、通判曹鼎与通谋，发卒围其家，扌旁掠诬伏。方、鼎家人数声冤，下法司验得实，坐妄报妖言，当斩。帝戒以不得戕害无辜而已，不能罪也。是年，令锦衣卫副千户吴绶于镇抚司同问刑。绶性狡险，附汪直以进。后知公议不容，凡文臣非罪下狱者，不复加箠楚，忤直意，黜去。是时惟卫使朱骥持法平，治妖人狱无冤者。诏狱下所司，独用小杖，尝命中使诘责，不为改。世以是称之。弘治十三年，诏法司：“凡厂卫所送囚犯，从公审究，有枉即与辨理，勿拘成案。”正德时，卫使石文义与张采表里作威福，时称为刘瑾左右翼。然文义常侍瑾，不治事，治事者高得林。瑾诛，文义伏诛，得林亦罢。其后钱宁管事，复大恣，以叛诛。
世宗立，革锦衣传奉官十六，汰旗校十五，复谕缉事官校，惟察不轨、妖言、人命、强盗重事，他词讼及在外州县事，毋得与。未几，事多下镇抚，镇抚结内侍，多巧中。会太监崔文奸利事发，下刑部，寻以中旨送镇抚司。尚书林俊言：“祖宗朝以刑狱付法司，事无大小，皆听平鞫。自刘瑾、钱宁用事，专任镇抚司，文致冤狱，法纪大坏。更化善治在今日，不宜复以小事挠法。”不听。俊复言：“此途一开，恐后有重情，即夤缘内降以图免，实长乱阶。”御史曹怀亦谏曰：“朝廷专任一镇抚，法司可以空曹，刑官为冗员矣。”帝俱不听。六年，侍郎张璁等言：“祖宗设三法司以纠官邪，平狱讼，设东厂、锦衣卫以缉盗贼，诘奸宄。自今贪官冤狱仍责法司，其有徇情曲法，乃听厂卫觉察。盗贼奸宄，仍责厂卫，亦必送法司拟罪。”诏如议行。然官校提人恣如故。给事中蔡经等论其害，愿罢勿遣。尚书胡世宁请从其议。詹事霍韬亦言：“刑狱付三法司足矣，锦衣卫复横挠之。昔汉光武尚名节，宋太祖刑法不加衣冠，其后忠义之徒争死效节。夫士大夫有罪下刑曹，辱矣。有重罪，废之、诛之可也，乃使官校众执之，脱冠裳，就桎梏。朝列清班，暮幽犴狱，刚心壮气，销折殆尽。及覆案非罪，即冠带立朝班，武夫捍卒指目之曰：‘某，吾辱之，某，吾系执之。’小人无所忌惮，君子遂致易行。此豪杰所以兴山林之思，而变故罕仗节之士也。愿自今东厂勿与朝仪，锦衣卫勿典刑狱。士大夫罪谪废诛，勿加笞杖锁梏，以养廉耻，振人心，励士节。”帝以韬出位妄言，不纳。祖制，凡朝会，厂卫率属及校尉五百名，列侍奉天门下纠仪。凡失仪者，即褫衣冠，执下镇抚司狱，杖之乃免，故韬言及之。迨万历时，失仪者始不付狱，罚俸而已。世宗衔张鹤龄、延龄，奸人刘东山等乃诬二人毒魇咒诅。帝大怒，下诏狱，东山因株引素所不快者。卫使王佐探得其情，论以诬罔法反坐。佐乃枷东山等阙门外，不及旬悉死，人以佐比牟斌。牟斌者，弘治中指挥也。李梦阳论延龄兄弟不法事，下狱，斌傅轻比，得不死云。世宗中年，卫使陆炳为忮，与严嵩比，而倾夏言。然帝数兴大狱，而炳多保全之，故士大夫不疾炳。
万历中，建言及忤矿税榼者，辄下诏狱。刑科给事中杨应文言：“监司守令及齐民被逮者百五十余人，虽已打问，未送法司，狱禁森严，水火不入，疫疠之气，充斥囹圄。”卫使骆思恭亦言：“热审岁举，俱在小满前，今二年不行。镇抚司监犯且二百，多抛瓦声冤。”镇抚司陆逵亦言：“狱囚怨恨，有持刀断指者。”俱不报。然是时，告讦风衰，大臣被录者寡。其末年，稍宽逮系诸臣，而锦衣狱渐清矣。
田尔耕、许显纯在熹宗时为魏忠贤义子，其党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佐之，拷杨涟、左光斗辈，坐赃比较，立限严督之。两日为一限，输金不中程者，受全刑。全刑者曰械，曰鐐，曰棍，曰拶，曰夹棍。五毒备具，呼謈声沸然，血肉溃烂，宛转求死不得。显纯叱咤自若，然必伺忠贤旨，忠贤所遣听记者未至，不敢讯也。一夕，令诸囚分舍宿。于是狱卒曰：“今夕有当壁挺者。”壁挺，狱中言死也。明日，涟死，光斗等次第皆锁头拉死。每一人死，停数日，苇席裹尸出牢户，虫蛆腐体。狱中事秘，其家人或不知死日。庄烈帝擒戮逆党，冤死家子弟望狱门稽颡哀号，为文以祭。帝闻之恻然。
自刘瑾创立枷，锦衣狱常用之。神宗时，御史朱应毂具言其惨，请除之。不听。至忠贤，益为大枷，又设断脊、坠指、刺心之刑。庄烈帝问左右：“立枷何为？”王体乾对曰：“以罪巨奸大憝耳。”帝愀然曰：“虽如此，终可悯。”忠贤为颈缩。东厂之祸，至忠贤而极。然厂卫未有不相结者，狱情轻重，厂能得于内。而外廷有扞格者，卫则东西两司房访缉之，北司拷问之，锻炼周内，始送法司。即东厂所获，亦必移镇抚再鞫，而后刑部得拟其罪。故厂势强，则卫附之，厂势稍弱，则卫反气凌其上。陆炳缉司礼李彬、东厂马广阴事，皆至死，以炳得内阁嵩意。及后中官愈重，阁势日轻。阁臣反比厂为之下，而卫使无不竞趋厂门，甘为役隶矣。
锦衣卫升授勋卫、任子、科目、功升，凡四途。嘉靖以前，文臣子弟多不屑就。万历初，刘守有以名臣子掌卫，其后皆乐居之。士大夫与往还，狱急时，颇赖其力。守有子承禧及吴孟明其著者也。庄烈帝疑群下，王德化掌东厂，以惨刻辅之，孟明掌卫印，时有纵舍，然观望厂意不敢违。而镇抚梁清宏、乔可用朋比为恶。凡缙绅之门，必有数人往来踪迹，故常晏起早阖，毋敢偶语。旗校过门，如被大盗，官为囊橐，均分其利。京城中奸细潜入，佣夫贩子阴为流贼所遣，无一举发，而高门富豪跼蹐无宁居。其徒黠者恣行请托，稍拂其意，飞诬立构，摘竿牍片字，株连至十数人。姜采、熊开元下狱，帝谕掌卫骆养性潜杀之。养性泄上语，且言：“二臣当死，宜付所司，书其罪，使天下明知。若阴使臣杀之，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会大臣多为采等言，遂得长系。此养性之可称者，然他事肆虐亦多矣。
锦衣旧例有功赏，惟缉不轨者当之。其后冒滥无纪，所报百无一实。吏民重困，而厂卫题请辄从。隆庆初，给事中欧阳一敬极言其弊，言：“缉事员役，其势易逞，而又各类计所获功次，以为升授。则凭可逞之势，邀必获之功，枉人利己，何所不至。有盗经出首幸免，故令多引平民以充数者；有括家囊为盗赃，挟市豪以为证者；有潜构图书，怀挟伪批，用妖言假印之律相诬陷者；或姓名相类，朦胧见收；父诉子孝，坐以忤逆。所以被访之家，谚称为刬，毒害可知矣。乞自今定制，机密重情，事干宪典者，厂卫如故题请。其情罪不明，未经谳审，必待法司详拟成狱之后，方与纪功。仍敕兵、刑二部勘问明白，请旨升赏。或经缉拿未成狱者，不得虚冒比拟，及他词讼不得概涉，以侵有司之事。如狱未成，而官校及镇抚司拷打伤重，或至死者，许法司参治。法司容隐扶同，则听科臣并参。如此则功必覆实，访必当事，而刑无冤滥。”时不能用也。
内官同法司录囚，始于正统六年，命何文渊、王文审行在疑狱，敕同内官兴安。周忱、郭瑾往南京，敕亦如之。时虽未定五年大审之制，而南北内官得与三法司刑狱矣。景泰六年，命太监王诚会三法司审录在京刑狱，不及南京者，因灾创举也。成化八年，命司礼太监王高、少监宋文毅两京会审，而各省恤刑之差，亦以是岁而定。十七年辛卯，命太监怀恩同法司录囚。其后审录必以丙辛之岁。弘治九年不遣内官。十三年，以给事中丘俊言，复命会审。凡大审录，赍敕张黄盖于大理寺，为三尺坛，中坐，三法司左右坐，御史、郎中以下捧牍立，唯诺趋走惟谨。三法司视成案，有所出入轻重，俱视中官意，不敢忤也。成化时，会审有弟助兄斗，因殴杀人者，太监黄赐欲从末减。尚书陆瑜等持不可，赐曰：“同室斗者，尚被发缨冠救之，况其兄乎？”瑜等不敢难，卒为屈法。万历三十四年大审，御史曹学程以建言久系，群臣请宥，皆不听。刑部侍郎沈应文署尚书事，合院寺之长，以书抵太监陈矩，请宽学程罪。然后会审，狱具，署名同奏。矩复密启，言学程母老可念。帝意解，释之。其事甚美，而监权之重如此。锦衣卫使亦得与法司午门外鞫囚，及秋后承天门外会审，而大审不与也。每岁决囚后，图诸囚罪状于卫之外垣，令人观省。内臣曾奉命审录者，死则于墓寝画壁，南面坐，旁列法司堂上官，及御史、刑部郎引囚鞠躬听命状，示后世为荣观焉。
成化二年，命内官临斩强盗宋全。嘉靖中，内臣犯法，诏免逮问，唯下司礼监治。刑部尚书林俊言：“宫府一体，内臣所犯，宜下法司，明正其罪，不当废祖宗法。”不听。按太祖之制，内官不得识字、预政，备扫除之役而已。末年焚锦衣刑具，盖示永不复用。而成祖违之，卒贻子孙之患，君子惜焉。
有的刑法是明代新创的，不合古制，廷杖、束厂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就是。
这几种刑法杀人极惨，而不依据法律。
继位君主都跟着实行，到明末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历有朝野政令，完全操纵在武夫或宦官手中，确实可叹。
太祖曾经和侍臣讨论君主对待大臣的礼节。
太史令刘基说：“古代公卿犯了罪，准备一盘水，将剑放在盘上，到悔过之室去自刎，不曾轻易折辱他们，故大臣的体面得以保存。”侍读学士詹同于是取《大戴礼》和贾谊疏文进献给皇帝，并且说：“古代施刑不加在大夫身上，是为了激励廉耻之心。
一定按这样办，君恩臣礼纔都能尽到。”皇帝认为很对。
洪武六年，工部尚书王肃犯法应受笞刑，太祖说：“六卿身份贵重，不宜因琐事折辱。”命令他用俸禄赎罪。
后来群臣因过失或牵连受到处分，允许用俸禄赎罪，起始于此。
可是永嘉侯朱亮祖父子两人都被鞭笞致死，工部尚书薛祥死于杖下，所以上书者说大臣有罪应行诛杀，不宜加以侮辱。
廷杖的刑罚，亦从太祖开始。
宣德三年，皇帝因御史严皑、方鼎、何杰等沉湎于酒色，许久不来朝见参拜而发怒，下令将他们戴上枷锁示众。
从那以后，谏官就有了戴刑具的。
到了正统年间，王振专权，尚书刘中敷，侍郎昊玺、陈瑺，祭酒李时勉都受遇这种折辱，而在殿外石阶上施行杖刑已习以为常。
成化十五年，汪直诬陷侍郎马文升、都御史牟俸等人，皇帝下诏责备给事御史李俊、王浚等五十六人包庇汪直，每人廷杖二十下。
正德十四年，因为群臣进谏阻止皇帝南巡，廷杖舒芬、黄巩等一百四十六人，十一人被打死。
嘉靖三年，群臣向皇帝争大礼，皇帝下令廷杖丰熙等一百三十四人，十六人被打死。
嘉靖中期刑法愈加严峻，就是朝廷大臣也免不了笞辱。
宣府大同总督翟鹏、蓟州巡抚朱方因为撤除防卫过早，宣府大同总督郭宗皋、大同巡抚陈耀因为敌寇侵入了大旦，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侨、大理卿沈良才因为拖延议定丁汝夔的案子，戎政侍郎蒋应奎、左通政唐国相因子侄辈虚报军功，都被逮捕而受了杖刑。
朱方和陈耀被当场打死，而彭黯、屠侨、沈良才等人杖刑受毕，立即催促办理公事。
对公卿的侮辱，前所未有。
又在正月初一朝贺时，因对六科给事中张思静等发怒，一律穿着朝服实行杖责，天下人无不惊骇。
四十多年之中，嘉靖帝用杖刑打死的朝士，比前代多几倍。
万历五年，因为对张居正守丧未满期而出仕不同意，杖责昊中行等五人。
此后卢洪春、孟养浩、王德完等人都被杖责，杖数多的达一百下。
后宋皇帝越发厌恶进言者，臣下的奏疏往往留在宫中不理睬，廷杖也搁置起来不用了。
天启时，太监王体干奉敕命大审，重重地笞打外戚李承恩，以取悦于魏忠贤。
于是万燥、昊裕中都死在杖下，政府的中央机构为之竭力谏诤，也不能保。
内阁大臣叶向高说：“数十年没有施行的弊政，十天以内出现了三次，万万不可再施行了。”魏忠贤这纔放弃了廷杖，而将自己想杀的人一律下交镇抚司，士大夫更是没有生路了。
南京施行廷杖，开始于成化十八年。
南御史李珊等因收成不好请求赈济。
皇帝摘出其奏疏中的错字，命令锦衣卫带着他们到南京午门前，每人杖责二十下，让守备太监监刑。
到正德年问，南御史李熙检举贪官污吏触怒了刘瑾，刘瑾假传圣旨杖责他三十下。
当时南京禁卫军长时间没有用刑了，刘瑾命选取兵卒练习了几天，纔施杖刑，差点把李熙打死。
东厂是成祖时创设的。
锦衣卫的监狱，太祖曾经使用遇，后来禁止使用，其重新启用亦从永乐时开始。
厂与卫相辅相成，故说起它们来并称厂卫。
当初，成祖兴起于北平，刺探官中的事，多以建文帝左右近臣为耳目。
因此即位后专门倚重宦官，在柬安门北面设立了束厂，叫自己宠爱的心腹在那里当提督，搜寻有阴谋反叛、妖言惑众与有大奸大恶行为的人等。
东厂与锦衣卫权势平齐，大概是迁都以后的事了。
不过锦衣卫指挥纪纲、门逵等大受宠幸，相继执掌权柄，厂权比不上它。
到宪宗时，尚铭掌管柬厂，又另设西厂刺探诸事，让汪直督领，所掌管的武装骑吏数量比束厂多一倍。
这些人从京城到全国各地，往来交错侦探诸事，连诸侯王的府第也不能幸免。
汪直曾被废黜而又复用，先后管事共六年，冤死其手下者累累相连，他的权势速远大于锦衣卫。
遇到汪直几次出外到边防监军，大学士万安纔进言说：“太宗建置北京，命令锦衣卫官员搜访，还担心外地官吏徇情作弊，又设置束厂，命内臣掌管。
此制实行五六十年了，办事有固定规程。
过去妖怪狐精夜里出来，人心惊惶，劳烦圣土思虑，故添设西厂，特任命汪直督查，以戒备不能预测的事件。
这是权宜之计，用来安抚人心的。
前段时间国内的纷扰，臣不赘述了。
现在汪直镇抚大同，京城人众口一辞，都认为撤销西厂最便利。
伏望圣恩特别降旨撤销它，官员们都回到原来的卫所，这将是宗庙国家的大幸事。”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尚铭专权，不久也被革职。
弘治元年，员外郎张伦请求废除束厂，皇帝不答复。
不过孝宗仁厚，厂、卫都不敢凶横，管理二厂的官员罗祥和杨鹏，奉行职责而已。
玺德元年杀柬厂太监王岳，命令丘聚替代他，又设西厂以任命谷大用，他们都是刘瑾集团里的人。
雨厂争夺掌权，派遣巡逻兵四出侦探。
南康昊登颢等人举办龙舟竞渡游戏，结果自己被处死，家产被籍没，亲人沦为官奴。
偏远的州县里，人们一见到穿着华丽服装骑着高头大马操北京口音的人，就奔走相告，纷纷逃避躲藏。
官吏们听到风声，悄悄送上贿赂。
于是无赖之徒乘机作奸邪之事，天下人都畏惧得叠足而立。
而卫使石文义也是刘瑾的私党，厂卫的势力合二为一了。
刘瑾又将惜薪司的外薪厂改焉办事厂，荣府旧仓地为内办事厂，自己主管。
京城人叫它做内行厂，就是东西厂也在他们的监视之中，其酷烈更为厉害。
内行厂并且创造新例，对囚犯不论轻重一律先施杖刑，然后判子子孙孙永远戍边。
有的人还用大枷枷着颈项发遣，枷的重量有达一百五十斤的，犯人戴不了几天就丧命。
尚宝卿颅璇、副使姚祥、工部郎张璋、御史王时中等人都没有幸免，被折磨得濒临死亡然后纔贬谪戍边。
御史柴文显、汪澄甚至因为轻微的罪过而被凌迟处死。
官吏、军士和平民被非法折磨死的有数千人。
刘瑾被诛杀以后，西厂和内行厂都撤销了，惟有束厂依然如故。
张锐主管束厂，与锦衣卫卫使钱宁都藉着搜访之事恣意罗织罪名陷害人。
厂卫之称因此大噪。
嘉靖二年，束厂芮景贤任用千户陶淳，干了许多诬陷人的事。
给事中刘最持章上奏反对，被判贬官到广德州。
御史黄德用叫他乘驿车去广德，适逢有个叫颜如环的人与他同行，用黄包袱裹了行装。
芮景贤立刻上奏，二人被捕下狱，按不同情况编伍充军戍边。
给事中刘济进言：“刘最所犯的罪过不至于发配戍边。
而且，他是由宦官逮捕酌，罪名是武夫罗织的，裁决是通过内部下旨进行的，怎么好昭示天下？”皇帝不予响应。
当时，各地的镇守太监都已撤除，而大臣们习惯于老办法，说束厂是祖宗设置的，不可废除，不知道东厂并不是太祖的制度。
然而世宗对宦官管制严格，不敢放任，束厂的权威已远不如卫使陆炳大。
万历初年，冯保以司礼太监身份兼管厂事，在束上北门之北建立新厂，叫内厂，而将先建的那个厂叫外厂。
冯保与张居正搞出个王大臣案件，企图族诛高拱，卫使朱希孝极力为高拱辩护，高拱得以无罪，可见当时锦衣卫还不大趋附于厂。
万历中期，矿税使多次出行为害，而束厂张诚、孙暹、陈矩都安然寂静。
陈矩审理妖书一案，没有株连无辜和滥判，当时的人颇称道他。
恰逢皇帝也无意于峻刻勘查，刑罚用得稀少，厂卫的监狱里甚至生了青草。
到天启时，魏忠贤以秉笔太监身份总领厂内事务，任用卫使田尔耕、镇抚许显纯之徒，专门从事用酷虐手段钳制朝廷内外人士，厂卫之毒达到极点。
凡是掌管司礼监印信的宦官，僚属称其为宗主，而总领东厂的叫督主。
束厂的属官没有专职官，掌刑由一个千户担任，理刑由一个百户担任，理刑也叫贴刑，都是锦衣卫的官员。
他们的差役都由锦衣卫提供，卫里最狡黠乖巧的士卒就调拨给他们充任。
差役长叫档头，其帽子的顶端尖锐，衣服是青白色的被褶褂，上面系着小布丝，脚穿白皮靴，专管侦伺。
其手下有番子数人为之办事。
京城的亡命之徒，骗财或挟仇的，枧办事者为窟穴。
他们打探到人家一件隐私，就通过番子密告给档头，档头根据事情大小先付给金钱。
事情叫起敷，钱叫买起敷。
既已得知阴事，档头率领番子去到犯禁的人家，门外左右坐人，叫做打椿。
其它番子就闯入室内，抓住其人审讯，没有左证或符牒，主人按要求给足贿赂，也就径直离开。
稍不如意，就严刑拷打，刑名叫干醉酒，又叫搬罾儿，其痛楚比官家规定的刑蜀厉害十倍。
还授意挨整者牵连有财力的人，有财力的贿赂他们足够多的金钱，就没有事。
如果惜钱不给，或所给不足，立即报告皇帝，将其下交镇抚司监狱，犯人立时就要丧命。
每月初一，几百个厂役在庭院中抽签，然后分别监视官府。
其中监视内府诸处会审大案和北镇抚司审讯重罪犯的叫听记，到其它官府和各个城门搜访的叫坐记。
某官做了某事，某城门发现某奸事，胥吏一条绦告诉坐记，坐记转告厂，叫打事件。
即使是深夜到束华门，从缝隙中进去了，也有人悄悄报告给皇帝。
因此事情无论大小，天子都能知道。
家人柴米油盐琐事，有的竟在宫中传为笑料。
上下惴惴不安，无不惧怕打事件的。
锦衣卫的办法也跟厂一样，但是必须写出疏条上奏，纔能让天子知道，所以它的势力远不如厂。
一天晚上，有四个人在密室裹喝酒，其中一个喝得痛快了，馒骂魏忠贤，另外三人噤口不敢出声。
还没骂完，番子就进来抓住四人，将他们送到魏忠贤那里，魏忠贤立即肢解了骂他的人，而拿钱慰劳其它三人。
三人魂飞魄丧，动也不敢动。
庄烈帝即位，魏忠贤伏法被诛。
而后王体干、王永祚、郑之惠、李承芳、曹化淳、王德化、王之心、王化民、齐本正等相继统领厂内事务，告密之风不曾平息。
为奖励王之心、曹化淳缉奸的功劳，封荫弟侄辈入锦衣卫充任百户。
而王德化及东厂理刑昊道正等侦伺到合臣薛国观隐私，薛国观因此被整死。
当时卫使已长期慑服于厂威，大抵俯首受之驱使。
崇桢十五年，御史杨仁愿说：“高皇帝设官，没有所谓的侦缉衙门。
臣下有不法行为，谏官直接纠察，没有揭发隐私的。
后来因为肃清皇帝身边的奸恶，纔建置束厂。
臣在南城供职，所审阅的讼词，多是因为假番子侵害而诉冤。
假称东厂造成的危害尚且如此，何况真的呢？这是由于长期累积起来的威势造成的。
所谓累积的威势是指，柬厂考核提拔的办法，是比较上报案件的多少，番役每每出高价来购买事件，出卖者甚至诱人为奸盗而卖事件，番役不问消息是从哪里来的，卖者已经分利走了。
心怀怨忿告发人，诬陷别人使之受严刑峻法的制裁，怀恨者无不心满意足。
希望皇上放宽封束厂事件的责求，而后东厂侦伺事件纔可以宽缓一些，束厂刺探事件可以宽缓些，番役买事件和卖事件的事就可以平息，累积的威势恐怕就能逐渐减轻。”后来杨仁愿又严肃陈述不应派遣锦衣校尉。
崇祯帝因此告谕柬厂，言其应缉查的祇是阴谋叛逆和败坏伦常者，那些为非作歹、触犯律条的，自有主管机构处理，不宜侦察缉捕，并对凶横贪财的锦衣校尉进行训诫。
可是皇帝还是越来越依赖厂卫，直到明朝覆亡纔停止。
锦衣卫监狱，世称诏狱。
古代诉讼只由司寇掌管。
汉武帝创设了诏狱二十六所，历代或沿袭或更改没有定规。
五代唐明宗设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这是天子自己统领之名占到汉代有侍卫司狱，凡大案件都在那里决断。
明代的锦衣卫狱近似侍卫司狱，而其拘系残酷，为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太祖时，解押到北京的天下重罪犯，都收系在锦衣卫狱中。
几次更换大监房，多派人审理，诛杀的人很多。
后来将卫里刑具全部焚烧，把囚徒送到刑部审理。
二十六年，申明禁令，韶书规定京城内外案件不得上送锦衣卫，大小都经由司法机关处理。
成祖宠幸纪纲，叫他训练锦衣亲兵，又口U他掌管诏狱。
纪纲趁机任用自己的党羽庄敬、袁江、王谦、李春等，找借口作不法之事敷千百椿。
久后，族诛纪纲，而锦衣卫仍旧掌管诏狱，洪武帝的诏令被废除不用。
英宗初年，主管锦衣卫的刘勉、徐恭都是谨慎之人。
而王振任用指挥马顺，流毒天下，枷李时勉，杀刘球，都是马顺所为。
景帝初年，有人指出武官缉查诸事的弊端，皇帝狠狠责备了其长官，下令所缉拿的人都送到法司去，诬陷人的从重治罪。
英宗恢复君位，召来李贤，命左右侍臣离开，问他时政得失。
李贤于是竭力论列锦衣卫官校提人审讯的危害。
皇帝认为他说得对，背地里察验都是实情，因而召见它的长官，申诫了一番。
已搜捕的弋阳王败坏伦常的罪名经查核属虚假的，皇帝又警戒他。
而这时指挥门达、镇抚逯呆恃宠横行，李贤也几次被他们罗织过罪名。
门达四处派遣旗军校官，逯杲又定下程限督促，拿获多的就做头目。
干户黄麟到广西，把御史昊祯抓到卫裹，要了两百多副刑具去，天下来京朝觐的官员许多都被宣布有罪。
逯呆死后，门达兼管镇抚司，罗织指挥使袁彬的罪状，抓来审讯，刑罚五毒交下，仅免一死。
朝廷官员杨璀、李蕃、韩祺、李观、包瑛、张祚、程万锺等人银铛被逮捕，道路上哭诉喊冤的人不计其数。
大约在纪纲被诛杀以后，他的徒众纔稍稍收敛。
到正统时这类人重新张狂起来，天顺末年祸害更烈，朝野人士面面相觑，不能自保。
李贤虽然极言其弊端，也不能挽救了。
镇抚司的职责是审理诉讼案件，最初只设立了一个司，与外卫相等。
洪武十五年，增设北司，而以军匠和诸执掌划归南镇抚司，于是北司专门审理钦犯。
而大案的犯人经过审讯后，就送往法司拟定罪名，不曾备办审判文书。
成化元年纔下令复奏案件时用参酌附言，法司更能牵制判案。
十四年，增铸北司的大印，皇帝命令一切案件不要报告给原卫，就是卫里下达的案件，也径直请示皇上可否，卫使不得参与。
所以镇抚职务虽低，其权力却日渐重大。
起初，锦衣卫监狱由卫管辖，到门达掌管刑讯时，又在城西设置狱舍，拘押犯人，混乱不堪。
门达倒台后，皇帝听取了御史吕洪的意见，拆毁了这些狱舍。
成化十年，都御史李宾说：“锦衣镇抚司多次查获妖书图本，都是些荒诞不经之言。
小民无知，总是被它们迷惑。
请求将其书名全都记录下来，用布告昭示天下，使小民知道害怕和躲避，免得陷入法网，遭受刑罚。”皇帝回复同意。
而侦查事件者的诬告还是不停息。
十三年，逮捕了宁晋人王凤等，诬陷他们同瞎子一起接受妖书，充任伪职，并且诬陷其乡官知县薛方和通判曹鼎与他们合谋，发兵包围了两家，抓住二人严刑拷打，二人被迫自诬服罪。
后来薛方、曹鼎两家多次声明冤情，状子下交法司，经查核弄清了事实，镇抚司官员犯妄报妖言罪，判处斩刑。
皇帝只是告诚不得伤害无辜而已，而不能治他们的罪。
这年，命令锦衣卫副千户昊绶参与镇抚司的刑事审理。
昊绶性格狡猾阴险，依附汪直爬上去。
后来知道官场舆论不容汪直，所以对无罪下狱的文官不再加以拷打，触怒了汪直，被解职。
这时只有卫使朱骥掌握法律平正，处理妖人案件没有冤枉无辜。
皇帝要办罪的犯人下交主管部尸弓，独用小杖拷问，皇帝曾派内使责问，但朱骥不改。
世人因此称道他。
弘治十三年，皇帝诏令法司：“凡是厂卫所送来的囚犯，依公正原则审察，有冤枉的即予以考辨重判，不要拘泥于既成判决。”正德时，卫使石文义与张彩一里一外，作威作福，当时人们称之为刘瑾的左右羽翼。
不过石文义常常陪侍在刘瑾身边，不处理实际事务，办事的是高得林。
刘谨伏法被诛以后，石文义也被诛杀，高得林罢官。
此后是钱宁管事，重新大肆张狂，因叛逆罪被诛杀。
世宗即位后，革去了十六个锦衣传奉官的职务，淘汰了十五个旗军校官，又告谕缉查事件的武官，只探察图谋不轨、妖言、人命和强盗这类重要事件，其它诉讼和京城以外的州县的事，不得参与。
不久，事情多交给镇抚司处理，镇抚舆内侍勾结在一起，心计巧妙符合皇帝心意。
遇上太监崔文不法获利的事情败露，皇帝将此案下达刑部审理，不久又下内旨送到镇抚司。
尚书林俊说：“祖宗当朝时，将案件交给法司，事情无论大小，都让他们公平审理。
自从刘瑾、堡奎掌握大权以后，专门信用镇抚司，玩弄文字、编造冤狱，法纪受到极大的破坏。
改行善政实施教化执法就从今天开始，不宜再因为小事而枉曲法律了。”皇帝不听。
林俊又说：“这条路一开，只怕以后有了大罪，案犯就攀附关系，设法由宫内降旨来免于问罪，这实在是一条通往混乱的路。”御史曹怀也进谏说：“朝廷只信用一个镇抚，那么法司的官署都可以空曹，刑官都成为冗员了。”皇帝都不听。
六年，侍郎张璁等说：“祖宗设置三个法司来纠治官府的邪恶，公平地决断诉讼。
设置束厂、锦衣卫，是用来缉拿盗贼，纠察违法乱纪的人。
建议从现在起，审理贪官冤案还是责成法司来办，如果有徇情枉法的，就让厂卫来监察。
盗贼和违法乱纪的人，还是责成厂卫缉拿，然而也必须送到法司拟定判词。”皇帝下诏按此建议施行。
可是卫司武官到监狱提人仍旧肆无忌惮。
给事中蔡经等人弹劾其弊端，希望皇帝不再派他们去提人。
尚书胡世宁请求采纳他们的意见。
詹事霍韬也说：“诉讼案件交付给三法司就够了，锦衣卫却又来横加阻挠。
过去汉光武帝崇尚名节，宋太祖刑法不加在士大夫身上，而后忠义之士争着为他们献节效命。
士大夫有罪就打入刑徒之中，这是羞辱他们。
犯了大罪，废黜他、诛杀他都可以，便叫武人群起逮捕，揭去帽子脱掉衣裳，套上桎梏。
早上还在清贵之列，晚上就身陷囹圄，刚强雄壮之心，挫损几尽。
等到复核为无罪，就戴上官帽束好腰带，立在朝拜的队伍中。
强悍武夫看着官员指指点点：‘某人，我凌辱过他。
某人，我抓了他，捆了他。
’小人无所顾忌，君子却会由此改变行为。
这就是豪杰产生隐居山林的想法，而变故之后很少有人保持气节的原因。
希望从现在起束厂不再参与朝参仪式，锦衣卫不再主管诉讼审判。
士大夫犯罪、谪贬、撤职和诛杀，不要加以笞打杖责，不上枷锁镰铐，以便培养廉耻之心，振作精神，激励气节。”皇帝认为霍韬在职权之外乱说，不釆纳他的意见。
按照祖宗制度，每当朝会的时候，厂卫长官率领下属和校尉五百名，列队侍立在奉天门下纠察礼仪。
凡是不合礼仪的人，立即剥下他的衣服，取去官帽，抓起来关进镇抚司监狱，杖责之后予以释放，所以霍韬说到这些事。
等到万历年问，朝仪有过失的官员纔不关进监狱了，只罚扣他的俸禄而已。
世宗讨厌张鹤龄和张延龄，为非作歹的刘柬山等人于是诬告二人有邪毒诅咒行为。
皇帝大怒，把二人关进钦犯监狱，刘束山趁势株连牵引自己平素不喜欢的人。
卫使王佐打探到实情，根据诬罔律条反坐刘束山罪。
王佐于是枷刘束山等人于阙门之外，不到十天，这帮人全部死亡。
人们将王佐和牟斌相比。
牟斌是弘治年间的指挥。
李梦阳弹劾张延龄兄弟犯法之事，关进监狱，牟斌比附轻罪处理，使其得以免死。
世宗中期，卫使陆炳作恶，与严嵩朋比为奸，而倾轧夏言。
然而皇帝多次制造大案件，陆炳又常保全了他们，所以士大夫并不怨恨陆炳。
万历年问，提意见和触忤矿税宦官的臣子，都打入钦犯监狱。
刑科给事中杨应文说：“被逮捕的监察主管郡守县令和平民有一百五十多人，虽然已经拷问，还没有送到法司定罪。
监狱禁闭森严，水火不入，疫疾毒疠之气，充斥牢房。”卫使骆思恭也说：“每年举行熟审，时间都在个满以前。
现在两年没有举行热审了，镇抚司监狱里的犯人将近两百个，多抛掷瓦片发泄冤气。”镇抚司陆逵也报告：“监狱里的囚犯心怀怨恨，有的拿JJ剁了自己的手指头。”皇帝一律不予回应。
不过这时候告人隐私的风潮已经衰减，被拘捕的大臣不多。
万历末年，抓捕诸臣的政策稍宽，锦衣卫监狱渐渐空虚了。
旦尔耕、许显纯在熹宗时当魏忠贤的义子，其死党孙云鹤、杨寰、崔应元辅助他们，拷打杨涟、左光斗这些人。
犯贪脏罪的立定期限按规定交款，两天为一个期限，交款不按期限的，受全刑。
所谓全刑即上枷械，上镰，棍击，拶指和上夹棍。
五毒俱全，受刑者呼号之声沸天，血肉溃烂，辗转求死而不得。
许显纯则叱咤如常，若无其事，然而必须依魏忠贤的指令行事，魏忠贤所派遣的听记之人未到，许显纯不敢审讯。
一天晚上，叫囚犯们分开到不同监房住宿。
于是狱卒说：“今天晚上有人该壁挺了。”壁挺，狱中指死亡。
第二天，杨涟被处死，左光斗等都按次序被锁住头颅拉死。
每一个人死后，都停放几天，纔用苇席裹尸抬出牢门，蛆虫把尸体都蛀烂了。
狱中事件隐秘，囚徒家属甚至连亲人死亡的日子都不知道。
庄烈帝擒拿诛杀魏忠贤逆党时，冤死者的家属后人望着狱门呼天抢地哀号，写祭文来祭奠。
皇帝听了也哀戚。
自从刘瑾始创戴立枷以后，锦衣卫监狱经常使用它。
神宗时，御史朱应毂详陈其惨状，请求废除，皇帝不听从。
到了魏忠贤手上，更制造大枷，又设了断脊、断指、刺心的酷刑。
庄烈帝问左右近臣：“为什么要创制立枷？”王体干回答：“用来惩罪大奸大恶而已。”皇帝面有愁容地说：“虽然如此，到底还是可怜。”魏忠贤为之有所畏惧。
柬厂的祸害，到魏忠贤时达到极点。
然丽厂卫没有不互相勾结的，案情的轻重，厂能从官内得到消息。
而外廷有抵触不合的案子，锦衣卫就由东西两司房搜访缉拿，北司严刑拷问，罪状罗织周密，然后纔送交法司。
即使是东厂抓捕的人，也必须移交给镇抚司再审讯，然后刑部纔拟定判决。
因而厂的势力强大，锦衣卫就依附于厂；厂的势力稍弱，卫就反过来盛气凌厂。
陆炳缉拿司礼李彬和东厂马广隐秘之事，都问成死罪，因为陆炳深得内阁严嵩的心意。
后来宦官的势力越来越强盛，内阁势力日渐削弱，阁臣反而比厂的地位低下，而卫使没有不争相趋附厂官，甘心为其奴仆。
锦衣卫人员有功升迁授勋卫、任子、科目、功升，共四种。
嘉靖以前，文臣子弟多不屑于充任锦衣卫。
万历初年，刘守有以名臣子弟的身份主持锦衣卫，此后文官子弟都乐于在卫裹任职。
士大夫与他们交往，案子紧急时，多依靠他们的力量。
刘守有的儿子刘承禧和昊孟明就是其中最有名的。
庄烈帝对群下多疑，王德化掌管束厂以惨毒峻刻辅佐他。
昊孟明掌管卫印，不时有所宽纵，但是观望东厂的脸色，不敢违抗。
而镇抚梁清宏和乔可用朋比为奸。
凡是缙绅之家，总有几个人来往，会留下把柄。
所以通常很晚纔起床，早早就关大门，不敢两人在一起对谈。
旗军校官临门如同遭大盗抢劫，官员就是窝藏赃物的囊橐，钱财均分。
京城中有奸细潜入，那些做工的人和贩卖的人私下被流寇派遣，没有一个举发，而高门富豪局促不安，没有宁日。
那些狡黠的歹徒恣意请托人办事，稍有连逆，就捏造事实诬陷，罗织罪名，摘取片言只字，就可以株连达十几个人。
姜垛、熊开元下狱后，皇帝谕令掌卫骆养性悄悄杀了他们。
骆养性将皇帝的指令泄露了出来，并说：“这两个臣子应当处死的话，应交付给有关部门，写出他们的罪行，使天下人明白。
假若秘密派臣去杀了他们，天下人和后世会说陛下是什么样的人主？”适逢大臣们也多替姜垛等人说好话，于是二人得以长囚狱中。
这是骆养性值得称道的地方，可是在其它事情上，骆养性也多有肆虐。
锦衣卫旧例有论功行赏，只有缉拿圆谋反叛的人有赏。
后来假冒滥赏无度，所报的功一百个没有一个是真的。
官吏百姓困苦重重，而厂卫上奏请求要什么就给什么。
隆庆初年，给事中欧阳一敬极力陈述这种做法的弊病，说：“侦缉事件的官校，其势力容易办，而又各按类计算其拿获立功的次数，作为升等授勋的根据。
那磨凭着可以达到的权势，邀必然获得的功勋，屈人利己，什么不能做出来？有的在强盗自首免罪之后，故意命令强盗多多牵连平民来充数；有的囊括人家家产说是强盗的赃物，裹挟市井豪强作为人证；有的暗地里伪造图书，携带在身上假造妖书批语，用妖言假印的律条诬陷别人；有的根据姓名相似，不清不楚地就把人抓起来；父亲诉说儿子孝顺，反而判其儿子忤逆之罪。
所以谁家被缉访，俗言叫刬，毒害之烈由此可知。
请求从今以后定下制度，机密和重要的事情，关系到宪令大典，厂卫依惯例上奏请求。
那些案情不明，尚未审议的，一定要等法司详拟出判状以后，方给记功。
仍救命兵部和刑部查问明白，再请求皇上下旨予以升赏。
缉拿了人来而未能立案的，不准假冒破案以求升赏。
至于其它诉讼案件，一概不得插手，以免侵犯司法部门的事务。
若案子不能成立，而锦衣卫官校和镇抚司将人拷打成重伤，乃至死亡，允许司法机关查治。
法司若纵容隐瞒附和，则听凭科道官参与查验。
像这样则功劳一定会核实，缉访的材料一定会合乎事实，而冤枉无辜和滥施刑法就可以杜绝了。”当时皇帝不能采用他的建议。
宦官同法司一起审录罪囚，始于正统六年，皇帝命令何文渊、王文审理行在所的疑案，叫他们与宦官兴安一同进行。
周忱、郭瑾到南京去审案，皇帝敕命也这样做。
当时虽然还没有定出五年一次大审的制度，而南北两京的宦官得以参与三法司的审判案件。
景泰六年，皇帝命令太监王诚会同三法司复审北京的罪案，未审南京罪案的原因，是发生了天灾而创例。
成化八年，皇帝命令司礼太监王高、少监宋文毅到两京参加会审，而各省派遣恤刑使的任务，也在这年定下来。
十七年辛卯，命令太监怀恩同法司一起审录罪囚。
此后审录一定耍在丙年和辛年进行。
弘治九年，不派宦官参与审案。
十三年，因为给事中丘俊进言，又命令太监参加会审。
凡是会审之时，太监带着皇帝的敕令在大理寺张开黄盖，搭一个三尺高的台子，自己坐在中间，三法司的官员们坐在左右两边，御史、郎中以下的官员捧着案牍站在那里，唯唯诺诺，小心谨慎地奔走效劳。
三法司检查已定的案子，如果有量刑出入轻重不当，一律看宦官的旨意行事，不敢违抗。
成化时，会审有一案，弟弟帮助其兄斗殴，杀死了人，太监黄赐想减刑处理。
尚书陆瑜等人坚持不同意见，黄赐说：“同室的人相斗，尚且披着头发戴上帽子去解救，何况兄弟呢？”陆瑜等人不敢驳难，终于枉法判决。
万历三十四年大审，御史曹学程因为向皇帝进言而久久拘押在狱中，群臣请求宽赦他，皇帝统统不允许。
刑部侍郎沈应文代理尚书之职，联合都察院和大理寺的长官，写书面意见送到太监陈矩手上，请求他饶恕曹学程的罪过。
然后会审，案子判定后，署名同奏。
陈矩又私下启禀皇上，说曹学程的母亲年老值得关怀。
皇上终于松动，释放了曹学程。
这件事情很好，而可见太监的权力达到如此地步。
锦衣卫的卫使也能参加法司在午门外进行的审讯，以及秋后承天门外的会审，但是不参加大审。
每年处决犯人后，用图文将每个囚犯的罪状张布在锦衣卫的外墙上，叫人们观看反省。
奉诏命复审过犯人的宦官，死了以后其墓殿上要画上壁画，图中太监坐北朝南，旁边是司法机关的堂上官员，以及御史和刑部郎领着囚犯鞠躺听命的情况，以为荣耀昭示后世。
成化二年，命令宦官监斩强盗宋全。
嘉靖年间，宦官犯法，诏令免于逮捕审讯，只下交给司礼监处理。
刑部尚书林俊说：“宫府是一体的，宫中宦官犯法，应下交司法机关审判，验明其罪并公正处理，不应当废弃了祖宗的制度。”皇帝不听。
按照太祖的制度，宦官不得识字、干预政务，祇不过充任宫中扫除之役而已。
洪武末年焚烧了锦衣卫的刑具，大概是表示永不再用。
而成祖违反了这个规定，终于给子孙留下大祸患，君子为此而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