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漕渠，筑埭以畜水，不知始于何时，旧传召伯埭谢公所为。按李翱《来南录》，唐时犹是流水，不应谢公时已作此埭。天圣中，监真州排岸司右禁陶鉴始议为復闸节水，以省舟船过埭之劳。是时工部郎中方仲荀、文思使张纶为发运使、副，表行之，始为真州闸。歳省冗卒五百人，杂费百二十五万。运舟旧法，舟载米不过三百石。闸成，始为四百石船。其后所载浸多，官船至七百石；私船受米八百余囊，囊二石。自后，北神、召伯、龙舟、茱萸诸埭，相次废革，至今为利。余元丰中过真州，江亭后粪壤中见一卧石，乃胡武平为《水闸记》，略叙其事，而不甚详具。
张杲卿丞相知润州日，有妇人夫出外数日不归，忽有人报菜园井中有死人，妇人惊往视之。号哭曰：“吾夫也。”遂以闻官。公令属官集邻里就井验是其夫与非，众皆以井深不可辨，请出尸验之。公曰：“众皆不能辨，妇人独何以知其为夫？”收付所司鞠问，里奸人杀其夫，妇人与闻其谋。
庆历中，议弛茶盐之禁及减商税。范文正以为不可：茶盐商税之入，但分减商贾之利耳，行于商贾未甚有害也；今国用未减，歳入不可阙，既不取之于山泽及商贾，须取之于农。与其害农，孰若取之于商贾？今为计莫若先省国用；国用有余，当宪宽赋役；然后及商贾。弛禁非所当先也。其议遂寝。
真宗皇帝南衙日，开封府十七县皆以歳旱放税，即有飞语闻上，欲有所中伤。太宗不悦。御史探上意，皆露章言开封府放税过实，有旨下京东、西两路诸州选官覆按。内亳州当按太康，咸平两县。是时曾会知亳州，王冀公在幕下，曾爱其识度，常以公相期之。至是遣冀公行，仍戒之曰：“此行所系事体不轻，不宜小有高下。”冀公至两邑，按行甚详。其余抗言放税过多，追收所税物，而冀公独乞全放，人皆危之。明年，真宗即位。首擢冀公为右正言，仍谓辅臣曰：“当此之时，朕亦自危惧。钦若小官，敢独为百姓伸理，此大臣节也。”自后进用超越，卒至入相。
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往往致富者。熙宁三年，始制天下吏禄，而设重法以绝请托之弊。是歳，京师诸司歳支吏禄钱三千八百三十四贯二百五十四。歳歳增广，至熙宁八年，歳支三十七万一千五百三十三贯一百七十八。自后增损不常皆不过此数，京师旧有禄者，及天下吏禄，皆不预此数。
国朝茶利，除官本及杂费外，净入钱禁榷时取一年最中数，计一百九万四千九十三贯八百八十五，内六十四万九千六十九贯茶净利。卖茶，嘉祐二年收十六万四百三十一贯五百二十七，除元本及杂费外，得净利十万六千九百五十七贯六百八十五。客茶交引钱，嘉祐三年，除元本及杂费外，得净利五十四万二千一百一十一贯五百二十四。四十四万五千二十四贯六百七十茶税钱。最中嘉祐元年所收数，除川茶钱在外。通商后来，取一年最中数，计一百一十七万五千一百四贯五百二十四。四十四万五千二十四贯九百一十九钱，内三十六万九千七十二贯四百七十一钱茶租，嘉祐四年通商，立定茶交引钱六十八万四千三百二十一贯三百八十，后累经减放，至治平二年，最中分收上数。八十万六千三十二贯六百四十八钱茶税。最中治平三年，除川茶税钱外会此数。
本朝茶法：乾德二祐年，始诏在京、建州、汉、蕲口各置榷货务。五年，始禁私卖茶，从不应为情理重。太平兴国二年，删定禁法条贯，始立等科罪。淳化二年，令商贾就园户买茶，公于官场贴射，始行贴射法。淳化四年，初行交引，罢贴射法。西北入粟，给交引，自通利军始。是歳，罢诸处榷货务，寻復依旧。至咸平元年，茶利钱以一百三十九万二千一百一十九贯三百一十九为额。至嘉祐三年，凡六十一年，用此额，官本杂费皆在内，中间时有增亏，歳入不常。咸平五年，三司使王嗣宗始立三分法，以十分茶价，四分给香药，三分犀象，三分茶引。六年，又改支六分香药犀象，四分茶引。景德二年，许人入中钱帛金银，谓之三说。至祥符九年，茶引益轻，用知秦州曹玮议，就永兴、凤翔以官钱收买客引，以捄引价，前此累增加饶钱。至天禧二年，镇戎军纳大麦一斗，本价通加饶，共支钱一贯二百五十四。乾兴元年，改三分法，支茶引三分，东南见钱二分半，香药四分半。天圣元年，復行贴射法，行之三年，茶利尽归大商，官场但得黄晚恶茶，乃诏孙奭重议，罢贴射法。明年，推治元议省吏、计覆官、旬献等，皆决配沙门岛；元详定枢密副使张邓公、参知政事吕许公、鲁肃简各罚俸一月，御史中丞刘筠、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周文质、西上閤门使薛昭廓、三部副使，各罚铜二十斤；前三司使李谘落枢密直学士，依旧知洪州。皇祐三年，算茶依旧只用见钱。至嘉祐四年二月五日，降敕罢茶禁。
淮南的漕运水道，采用修筑水坝来蓄水的办法，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传说召伯埭是东晋时谢安所修筑的。但是查阅李翱《来南录》的有关记载可知，唐朝时召伯埭那儿还是畅通的河流，因此不可能在谢安时就修筑起了这座水坝。宋仁宗天圣年间，监管真州的排岸司右侍禁陶鉴才开始提议修建复闸来调节水位落差，以解决船只通过水坝的困难。当时工部郎中方仲荀和文思使张纶担任正、副发运使，上表请求朝廷推广这种做法，于是才修建了真州复闸。每年可节省五百名差役、一百二十五万杂费。按照老的船运方法，每条船装米不超过三百石。复闸修成后，一开始可以装载四百石。后来装载量逐步增加，官船可以达到七百石；私家船只可以装到八百多袋，每袋重二石。从此以后，北神、召伯、龙舟、茱萸等水坝都相继废除旧制改用新法，水运的便利作用直到今天还在发挥。我曾于元丰年间路过真州，在江亭后面的污泥中发现了一块倒地的石碑，那上面刻的是胡武平所撰的真州《水闸记》，很简略地记述了建闸的事情，不过不够详细具体。
张杲卿在润州担任知州时，有个妇女的丈夫外出多日没有回家。突然有人告知一处菜园的井里有死人，这个妇女很吃惊地过去一看，放声大哭道：“这是我的丈夫啊！”于是报告了官府。张杲卿就让他的下属官员把这个妇女的邻居们召集到井边，辨认井里的死人是不是这个妇女的丈夫，大家都认为井深看不清而无法辨认，请求打捞出尸体再查验。张杲卿说：“这么多人都分辨不清，为什么这个妇女偏偏就能知道井里的死人是她丈夫呢？”于是就将这个妇女抓起来交给有关官员进行审讯，发现果然是这个妇女的奸夫杀了她的丈夫，她也参与了这桩谋杀案。
宋代庆历年间，有人提议要放宽盐和茶叶专卖的禁令以及削减商人的赋税，范仲淹认为不可行。因为征收盐和茶叶税，仅仅是分掉商人的一部分利润而已，对商人征税，并没有（对商人的利益）造成多大损害。如今朝廷的各项开支没有减少，每年的税收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不向茶山盐池和商人征收，就必然要向农民收取。与其损害农民（的利益），倒不如还是向商人征税。当前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如先节省国家的各项开支；国家的用度有了盈余，就应该先宽减对农民的税收和劳役；然后才可以考虑到商人。因此，开放私营茶叶和盐的禁令，减免商人的税收都不是眼前急办的事情。于是为商人减税的议论也就平息了。
真宗皇帝任开封府尹时，开封府十七个县都因为当年干旱而减免了租税，当即就有流言飞语传到太宗皇帝的耳朵里，想中伤真宗。太宗不高兴。御史们观察出皇上的心意，就都上书批评说开封府减免租税太过头，皇上下旨让京东、西两路各州选派官员去复查。其中亳州应当复查太康、成平两个县，当时曾会任亳州知州，王钦若是他的幕僚。曾会欣赏王钦若的学识、涵养，常常认为他将来会做到三公宰相。这次曾会就派遣王钦若前往，并且叮嘱他说：“此行关系重大，不能有丝毫差错。”王钦若到了那两个县，寻访调查非常仔细。其余地方的官员都危言租税减免过多，要求追缴应缴纳的租税，而唯独王钦若请求将租税全免，人们都认为他这么做很危险。第二年，真宗即位，首先提拔王钦若为右正言，并且对辅政的大臣说：“在那个时候，朕自己也恐惧不安。钦若一名小官，却敢于独自为百姓伸张正义，这是大臣才有的气节。”从此以后，王钦若被破格提拔任用，最终做到了宰相。
天下公吏一向没有固定的俸禄，只靠受贿为生，而往往有因此而致富的。熙宁三年，朝廷始制定天下吏人的俸禄，而设立违者重罚的法律以杜绝请托受贿的弊端。这一年，京师各部门全年支出了吏禄钱三千八百三十四贯二百五十四文。此后年年增加，到熙宁八年，全年支出了三十七万一千五百三十三贯一百七十八文。后来有时增加，有时减少，没有定额，而年支出都不超过这个数。京师原先有些吏人有俸禄，以及京师以外各地吏人的俸禄，都不包括在这个数字之内。
本朝从茶叶贸易中所获取的利润，除开官府的本钱以及杂费外，净收入在官府专卖时，取一年的平均数，净收入是一百九万四千九十三贯八百八十五文，其中六十四万九千六十九贯是茶净利，卖茶，嘉祐二年收入十六万四百三十一贯五百二十七文，除原来的本钱及杂费外，获得净利十万六千九百五十七贯六百八十五文。商人所缴纳的茶交引钱，嘉祐三年，除本钱及杂费外，获得净利五十四万二千一百一十一贯五百二十四文。四十四万五千二十四贯六百七十文是茶税钱。嘉祐年间元年所收茶税钱数是平价数，其中四川地区的茶钱没有计算在内。允许商人自由经销茶叶以后，取一年的平均数，有一百一十七万五千一百四贯九百一十九钱，其中三十六万九千七十二贯四百七十一钱茶租，嘉祐四年允许商人经销茶叶，制定茶交引钱六十八万四千三百二十一贯三百八十文。后来屡经减免，到治平二年，取中间数就得到了上面的数额。八十万六千三十二贯六百四十八钱茶税。治平三年的数额是平价数，除开四川的茶税钱以外总计得到这一数额。
本朝的茶法，乾德二年始诏令在京师、建州、汉口、蕲口各设置榷货务；五年，始禁止私贩茶叶，不服从禁令的，按犯罪情节严重的条款处罚。太平兴国二年，修订禁止私贩茶叶的法令条例，始定出科罪的等级以处罚犯禁者。淳化二年，允许商人到种茶的园户买茶，官府在设置榷货务的茶场收取榷茶的利息，始推行贴射法。淳化四年，首次实行交引措施，停止贴射法。商人向西北边境输纳粮食即给以交引，这一措施自通利军开始实行。这一年曾罢去各地的榷货务，不久又恢复如旧。至咸平元年，茶税钱以一百三十九万二千一百一十九贯三百一十九文为定额。下至嘉祐三年，凡六十一年行用这一定额，官府的本钱及各种杂费都计算在内，中间有的年份增收，有的年份亏损，年收入不固定。咸平五年，三司使王嗣宗开始创立三分法，以茶价为十分计算，四分支付香药，三分支付犀牛角和象牙，三分支付茶引；六年，又改为六分支付香药、犀牛角和象牙，四分支付茶引。景德二年，允许商人以钱、帛、金银入中，当时称为“三悦”。到大中祥符九年，茶引越来越不值钱，朝廷采纳秦州知州曹玮的建议，在永兴军、凤翔府用国库钱收购商人手中的茶引，以挽救茶引的价格。在此之前还屡次增支加耗钱，到天禧二年，镇戎军缴纳大麦一斗，本价及加耗，总共支出现钱一贯二百五十四文。乾兴元年，又改变三分法，支付茶引三分、东南现钱（到东南地区领取的现钱）二分半、香药四分半。天圣元年，重新实行贴射法。实行三年之后，茶叶贸易的利润尽归于大商人，官卖茶场只得到发黄晚采的劣质茶叶，于是诏令孙奭重新审议，废罢贴射法。第二年，追究查处先前建议复行贴射法的三司官吏，勾覆官勾献等皆判决流放沙门岛；原详定官枢密副使张邓公、参知政事吕许公、鲁肃简各罚扣一个月的俸禄；御史中丞刘筠、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周文质、西上阁门使薛昭廓及户部、盐铁、度支三副使各罚铜二十斤；前三司使李谘撤销枢密直学士的贴职，仍依旧任为洪州知州。皇祐三年，茶税依旧只用现钱缴纳。至嘉祐四年二月五日，又发布敕令解除茶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