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尼之门人，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诚可羞称也。齐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则杀兄而争国；内行则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闺门之内，般乐奢汏，以齐之分奉之而不足；外事则诈邾。袭莒，并国三十五。其事行也若是其险污淫汏也。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
若是而不亡，乃霸，何也？曰：於乎！夫齐桓公有天下之大节焉，夫孰能亡之？倓然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怒，出忘其仇，遂立为仲父，是天下之大决也。立以为仲父，而贵戚莫之敢妒也；与之高、国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恶也；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贵贱长少，秩秩焉莫不从桓公而贵敬之，是天下之大节也。诸侯有一节如是，则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数节者而尽有之，夫又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数也。
然而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乡方略，审劳佚，畜积修斗而能颠倒其敌者也。诈心以胜矣。彼以让饰争，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杰也，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
彼王者则不然：致贤而能以救不肖，致强而能以宽弱，战必能殆之而羞与之斗，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而暴国安自化矣。有灾缪者然后诛之。故圣王之诛也，綦省矣。文王诛四，武王诛二，周公卒业，至于成王则安以无诛矣。故道岂不行矣哉！文王载百里地而天下一，桀、纣舍之，厚于有天下之势而不得以匹夫老。故善用之，则百里之国足以独立矣；不善用之，则楚六千里而为雠人役。故人主不务得道而广有其势，是其所以危也。
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主尊贵之，则恭敬而僔；主信爱之，则谨慎而嗛；主专任之，则拘守而详；主安近之，则慎比而不邪；主疏远之，则全一而不倍；主损绌之，则恐惧而不怨。贵而不为夸，信而不处谦，任重而不敢专，财利至则善而不及也，必将尽辞让之义然后受，福事至则和而理，祸事至则静而理，富则施广，贫则用节。可贵可贱也，可富可贫也，可杀而不可使为奸也，是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也。虽在贫穷徒处之势，亦取象于是矣。夫是之谓吉人。《诗》云：“媚兹一人，应侯顺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此之谓也。
求善处大重，理任大事，擅宠于万乘之国，必无后患之术：莫若好同之，援贤博施，除怨而无妨害人。能耐任之，则慎行此道也。能而不耐任，且恐失宠，则莫若早同之，推贤让能而安随其后。如是，有宠则必荣，失宠则必无罪，是事君者之宝而必无后患之术也。故知者之举事也，满则虑嗛，平则虑险，安则虑危，曲重其豫，犹恐及其祸，是以百举而不陷也。孔子曰：“巧而好度，必节；勇而好同，必胜；知而好谦，必贤。”此之谓也。愚者反是：处重擅权，则好专事而妒贤能，抑有功而挤有罪，志骄盈而轻旧怨，以吝啬而不行施道乎上，为重招权于下以妨害人。虽欲无危，得乎哉！是以位尊则必危，任重则必废，擅宠则必辱，可立而待也，可炊而傹也。是何也？则堕之者众而持之者寡矣。天下之行术：以事君则必通，以为仁则必圣，立隆而勿贰也。然后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统之，慎谨以行之，端悫以守之，顿穷则从之疾力以申重之。君虽不知，无怨疾之心；功虽甚大，无伐德之色；省求，多功，爱敬不倦。如是，则常无不顺矣。以事君则必通，以为仁则必圣，夫之谓天下之行术。
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有人也，势不在人上而羞为人下，是奸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奸心，行不免乎奸道，而求有君子圣人之名，辟之是犹伏而咶天，救经而引其足也。说必不行矣，俞务而俞远。故君子时诎则诎，时伸则伸也。
孔子门下，即使五尺高的童子，都以谈论春秋五霸为羞耻。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因为春秋五霸的确不值得称道。齐桓公，是五霸中最负盛名的，但曾经为了争夺国家的政权，杀死自己的兄长；家庭内部姑姑、姐姐，妹妹中没出嫁的有七人，在宫廷之内，他更是纵情作乐、奢侈放纵，齐国收入的一半还不够他消费；对外，他欺骗邾国、袭击莒国，吞并了三十五个诸侯国。他的行为是如此之险恶肮脏、骄淫奢侈，这样的人哪有资格得到孔子的门下得所称道呢？
齐桓公这样，齐国没有灭亡反而称霸诸侯，这是为什么呢？答道：“哎！那齐桓公掌握了治理天下的重要关键，谁还能让他灭亡呢？他毫不怀疑管仲的才能，坚定不移地把国家托付给他，这真是最大的智慧。安定后忘掉了自己危急时的愤怒，忘记了管仲射杀自己的一箭之仇，最终把管仲尊称为仲父，这真是最英明的决断。把管仲尊称为仲父，这样国内的亲族就没有人敢嫉妒他了；又给他高氏、国氏那样的尊贵地位，这样朝廷上的大臣没有谁敢怨恨他；给他三百社的封地，而富人没有谁敢与他为敌；高贵的、卑贱的、年长的、年轻的，都非常有秩序地随着齐桓公去尊重他；这些都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关键。诸侯只要掌握了像这样的一个关键，就没有人能灭掉他；何况齐桓公全部掌握了这几个关键，又怎么可能被灭掉呢？他称霸诸侯，是理所当然的啊，不是侥幸得来的，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啊。
但是孔子门下的弟子，即使五尺高的童子，都以谈论春秋五霸为羞耻。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因为五霸不把政治教化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没有尽力推崇礼仪，教化人民，无法让人心悦诚服；他们只是些注重方法策略，合理安排作息，使人民积蓄财物，加强战备因而能打败他们的敌人，他们依靠计谋取胜，以谦让来掩饰争夺，以仁爱之名来追求实利，他们是小人中的佼佼者，这样的人怎么会被孔子门人称道呢？”
那王者就不是这样：他们具备贤能，能够去救助不贤的国君；自己强大，能够宽容弱国；一旦开战，就一定让对方战败，但却耻于和那些国家争斗；制定了完备的立法制度并将其公布于天下，而暴虐的国家就自然转变了；如果还有祸国殃民、谬误乖戾的，然后再去谴责惩罚他。所以圣王消灭的国家很少。周文王只讨伐了四个国家，而周武王只消灭了两个国家，周公完成了周朝称王天下的大业，到了周成王的时候就没可消灭的国家了。那礼义之道难道就不能实行了么？文王实行了礼义之道，虽然只占有百里见方的国土，但天下被他统一了；夏桀，商纣王抛弃了礼义之道，虽然实力雄厚得掌握了统治天下的权力，却不能像平民百姓那样得到寿终。所以，善于利用治国之道，百里见方的国家也可以独立于世，不善于利用治国之道，就会象楚国那样，即使土地广阔也会为秦国所役使。所以，君主不致力于掌握治国之道而只求扩展他的权势，这就是他危亡的原因。”
保持尊宠、守住官位、终身不被人厌弃的方法是：君主尊敬你，你就要恭敬而谦退；君主信任爱护你，你就要谨慎谦虚；君主将大权托付于你，你就要安于职守并详明法度；君主亲近你，你就要顺从而不邪恶；君主疏远你，你就要保持忠心耿耿的态度而不选择背叛；君主斥退你，你就要心怀恐惧而不怨恨；地位高贵，也不奢侈过度；君主信任，不忘记避嫌疑；身负重任，也不敢独断专行；财利到来时，倘若自己的功绩还不足以享有它，就一定要辞让之后才接受；幸福之事来临时，以一颗平和之心去对待它，灾祸之事来临时，冷静地去处理它；富裕了就广泛实行恩惠，贫穷了就节约费用。要做到可以富贵也可以卑贱，可以富裕也可以贫穷，可以杀身成仁却不可以行奸邪之事，这便是保持尊宠、居守官位，终身不被人厌弃的方法。即使处在贫穷孤立的境况下，也要遵照上述方式去做，这样就可称得上是吉祥的人了。《诗经》上说：“受众人爱戴的武王，能够顺应祖先的德行。永远心怀忠孝之心，继承父业多修明！”说的就是这样的人啊。
寻求妥善地身居要位，掌握重要的权力，能够在万乘大国独自拥有君主的恩宠而又不会有后患的方法是：最好和君主同心同德，引进贤人，广施恩惠，消除怨怒，不去妨害别人。自己的能力能够担负起这重大的职务，那就谨慎地奉行上述这种方法；自己的能力如果不能够胜任这一职务，而且怕因此而失去君主对自己的宠爱，那就不如及早和君主同心同德，推荐贤人，把职务让给能人，而自己则心甘情愿地追随在后。如果这样，得到君主的恩宠就必定荣耀，失去君主的恩宠也肯定没有罪过。这是侍奉君主者的法宝，而且也是没有后患的方法。所以聪明人做事，圆满时考虑不足，顺利时考虑艰难，安全时考虑危险，多方面做好准备，仍然怕遭到祸害，这样即使办了很多事情也不会失误。孔子说：“机智而又遵守法度，就一定能做得恰到好处；勇敢而又善于跟别人合作，就一定能胜利；学识渊博而又谦虚，就一定会有德才。”说的就是这种道理。愚蠢的人与此相反：他们身居要职，独揽大权，喜欢独断专行，而嫉妒贤能，压制有功的人，排挤有罪过的人，骄傲自满轻视与自己有旧怨的人。为人吝啬，不能对下施加恩惠；为了抬高自己而妨害了别人，这样的人要是没有危险，可能吗？所以，这种人职位高贵就会有危险，权势大就会会被罢免，虽然独受宠爱却一定会遭到耻辱，这是可以立刻到来的，是不用一顿饭的工夫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毁害他的人多而扶持他的人少啊。能够通行于天下的办法是：用来侍奉君主就一定会通达，用它来做人就必定会圣明。确立礼法为最高的准则而不三心二意，然后用恭敬的态度来引导它，用忠信来统率它，小心谨慎地实行它，端正诚实地保护它，如果遇到了困难就顺从它，并反复强调它；即使君主不了解，不重用自己，也不怨恨，即使功劳很大，也不夸耀自己；少提要求，多立功劳，敬爱君主始终不倦。用这种方法侍奉君主就必然通达，用它来做人就一定会圣明，这就叫做天下通行的办法。
年轻的侍奉年长的，卑贱的侍奉高贵的，不贤的侍奉贤能的，这是天下的普遍原则。有些人地位不在别人之上，而已处在人下为耻，这是奸邪之人的想法。思想上没有除掉奸邪的念头，行动上没有消除奸邪的方法，却企求得到君子、圣人的名声，这就好像是趴在地上去舔天，要救上吊的人却去拉他的脚，这必定是行不通的，这样就会愈去愈远。所以，君子要根据时势变化，需要忍耐时候就忍耐，容许施展抱负时候就施展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