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渊嘿黼扆，而响盈四表，其唯诏策乎！昔轩辕唐虞，同称为“命”。命之为义，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诰誓。誓以训戎，诰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官锡胤。《易》之《姤》象∶“后以施命诰四方。”诰命动民，若天下之有风矣。降及七国，并称曰“令”。令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敕戒州部，诏诰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简也。制者，裁也。诏者，告也。敕者，正也。
《诗》云“畏此简书”，《易》称“君子以制数度”，《礼》称“明神之诏”，《书》称“敕天之命”，并本经典以立名目。远诏近命，习秦制也。《记》称“丝纶”，所以应接群后。虞重纳言，周贵喉舌，故两汉诏诰，职在尚书。王言之大，动入史策，其出如綍，不反若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视草；陇右多文士，光武加意于书辞：岂直取美当时，亦敬慎来叶矣。
观文景以前，诏体浮杂，武帝崇儒，选言弘奥。策封三王，文同训典；劝戒渊雅，垂范后代。及制诏严助，即云∶“厌承明庐”，盖宠才之恩也。孝宣玺书，责博于陈遂，亦故旧之厚也。逮光武拨乱，留意斯文，而造次喜怒，时或偏滥。诏赐邓禹，称司徒为尧；敕责侯霸，称黄钺一下。若斯之类，实乖宪章。暨明章崇学，雅诏间出。和安政弛，礼阁鲜才，每为诏敕，假手外请。建安之末，文理代兴，潘勖九锡，典雅逸群。卫觊禅诰，符采炳耀，弗可加已。自魏晋诰策，职在中书。刘放张华，并管斯任，施令发号，洋洋盈耳。魏文帝下诏，辞义多伟。至于作威作福，其万虑之一蔽乎！晋氏中兴，唯明帝崇才，以温峤文清，故引入中书。自斯以后，体宪风流矣。
夫王言崇秘，大观在上，所以百辟其刑，万邦作孚。故授官选贤，则义炳重离之辉；优文封策，则气含风雨之润；敕戒恒诰，则笔吐星汉之华；治戎燮伐，则声有洊雷之威；眚灾肆赦，则文有春露之滋；明罚敕法，则辞有秋霜之烈：此诏策之大略也。
戒敕为文，实诏之切者，周穆命郊父受敕宪，此其事也。魏武称作敕戒，当指事而语，勿得依违，晓治要矣。及晋武敕戒，备告百官；敕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警郡守以恤隐，勒牙门以御卫，有训典焉。
戒者，慎也，禹称“戒之用休”。君父至尊，在三罔极。汉高祖之《敕太子》，东方朔之《戒子》，亦顾命之作也。及马援以下，各贻家戒。班姬《女戒》，足称母师矣。
教者，效也，出言而民效也。契敷五教，故王侯称教。昔郑弘之守南阳，条教为后所述，乃事绪明也；孔融之守北海，文教丽而罕施，乃治体乖也。若诸葛孔明之详约，庾稚恭之明断，并理得而辞中，教之善也。
自教以下，则又有命。《诗》云“有命自天”，明命为重也；《周礼》曰“师氏诏王”，明诏为轻也。今诏重而命轻者，古今之变也。
赞曰∶
皇王施令，寅严宗诰。我有丝言，兆民伊好。
辉音峻举，鸿风远蹈。腾义飞辞，涣其大号。
统治着天下的帝王，他说的话是神圣的。帝王静坐御前，他的意旨能够满布四海，主要就是通过诏策了。在轩辕黄帝和尧舜的时候，帝王的话都叫做“命”。“命”的意义，本来是给有功德之臣赐以姓氏；它在夏、商、周时期，还包括像《甘誓》、《汤诰》之类的诰和誓。“誓”是用来教训军旅的，“诰”是用来实施政治的。“命”表示来自上天，所以用来授与官爵，赐给姓氏。《周易·姤卦》的《象辞》中曾说：“国君用命令来教训四方臣民。”诰命的作用，就如大风起于大地之间，所有臣民无不随风而动。到了战国时期，就都称为“令”。所谓“令”，就是“使”的意思。秦始皇统一六国，又把“命”改称为“制”。汉初制走法度，把“命”分为四类：第一类叫“策书”，第二类叫“制书”，第三类叫“诏书”，第四类叫“戒敕”。用“敕书”来警戒州、部长官，用“诏书”来教训各种官吏，用“制书”来发布减免刑罚的命令，用“策书”来封赠王侯。所谓“策”，就是竹简，“制”就是截断，“诏”就是告诉，“敕”就是戒正。
《诗经》中曾说“害怕这告急的简书”，《周易》中曾说“君子要使礼尊卑有度”，《周礼》中曾讲到“诏告于日月山川之神”，《尚书》中曾讲过“帝王奉正天之命”等，可见策、制、诏、敕，都是根据经书中的说法来确立名目。后来重诏而轻命，是沿习秦制而来的。《礼记》里说：帝王的话虽细如丝，一讲出来就变成粗绳；因此对群臣说话必须慎重。虞舜早就重视纳言之臣，周宣王则把出纳王命的官吏视如喉舌。到了两汉时期，就由尚书来管理帝王文诰。帝王的话关系重大，往往要写入史书；话一出口就产生了巨大作用，好像人的汗水一样，出来了就不能返回。所以，由于淮南王刘安文才英俊，汉武帝给他的书信，先要请司马相如等人审查草稿。由于隗嚣部下文士众多，所以，光武帝和他在文辞上的往来特别留意。这不只是为了在当时得到美誉，也为了后世的影响而不得不慎重。
查考西汉文帝、景帝以前的诏书，大都写得虚浮杂乱；汉武帝崇尚儒学，诏书就较为弘大深刻。如封齐王、燕王和广陵王的策书，文辞和《尚书》中的训、典相同，其深刻而正确的劝戒之义，为后代留下了典范。他在批评严助的制诰中，曾讲到严助不愿在朝内做官，这正体现了汉武帝爱才的恩典，汉宣帝给太原大守陈遂的玺书，也表现了对故旧的厚意。东汉光武帝在治平了乱世之后，对文化学术颇为注意，但喜怒之情比较轻率，有时不免过分一些。如在给邓禹的敕书中，竟称邓禹为尧；在批评侯霸荐人不如意的玺书中，就用死刑来吓唬他。如像这类诏策，实在是违背法度的。到明帝、章帝时，他们都重视儒学，典雅的诏书，还偶然出现一些。及至安帝、和帝时，政治松弛，负责诏令的尚书省又缺乏人材，每次写诏书、敕书，还要请外人代笔。到了建安末年，诏策文的写作迭更兴起。如潘勖的《册魏公九锡文》，写得高雅出群；卫觊的《为汉帝禅位魏王诏》，对曹丕的受命为帝，表达得十分昭明显著。要比他们写得更好，已不可能了。魏晋以后，管理诏策的机构改为中书省，魏国的刘放，西晋的张华，前后担任中书监的职务，因此，发号施令的诏策，传闻于世的很多。这个时期魏文帝曹丕的诏书，文辞义理大都写得宏伟，但有的诏书中，竟鼓励夏侯尚让其部下“作威作福”，这是他没有考虑周到的一点小毛病吧！晋元帝建立东晋之后，只有晋明帝比较重才；因温峤文笔清新，被引进中书省任职。不过从此以后，古代写作诏策的法度就逐渐消失了。
帝王的话是崇高而神圣的，这是因为帝王对全国情况有深透的观察了解，所以他的话能为各个诸侯效法，并使天下信服。因此，选拔贤才、授与官爵的命令，应如日月之光那样明亮；褒奖或策封臣下的诏书，就要有和风雨露般的润泽；关于敕正教戒方面的文诰，则要像灿烂群星吐出的光华；关于治理军事或召集诸侯会同讨伐的军令，就要表现出滚滚雷霆的声威；对于因过失而造成灾害的人予以宽赦，赦书就要像春天的露水那样滋润；对于明赏罚、正法纪的文诰，则要像秋天的严霜那样刚烈：这就是写作诏策的基本要求。
至于戒敕之文，是诏令中更为切实的一种；如《穆天子传》所载周穆王命郊父接受戒敕的教令，这就是戒敕文了。魏武帝曹操曾说，作敕戒应根据事实，写得明确果断，而不要依违不决。这就通晓治术之要了。到了晋武帝，就把敕戒普遍用于各种官吏：如告戒都督掌握军事要领，告戒州牧严格督察其下属，警戒郡守要体恤百姓痛苦，督促牙门将领要加强防卫等，都具有诏策的古义。
所谓“戒”，就是谨慎。夏禹曾说：“用赞美来进行警戒。”国君、父母和老师是最尊严的，作为君、父和师，他们给人的恩德是无穷无尽的。汉高祖的《手敕太子》、东方朔的《诫子》，都是临终之前所作的遗命。从东汉马援以后，便开始留下自己的家戒。班昭的《女戒》，可以称之为傅母和女师了。
所谓“教”，就是效法，讲出话来老百姓便按照去做。舜的臣子契曾提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教，所以后来王侯大臣对老百姓的训示就叫做“教”。西汉郑弘任南阳太守时，他条列教令为后世所称述，就因为他讲的事情头绪清楚明白。汉末孔融做北海相，他的教令虽写得雅丽，治理上却差一些，这是治理和教令不一致。如诸葛亮的教令，内容周详而辞采简朴；庾翼的教令，明确而果断：他们都写得道理得当而文辞切中，这就是优秀的教令了。
教令之外还有“命”。《诗经》中说：“命来自天。”这表明“命”很重要。《周礼》中说：“主管教育的官员诏告周王。”这表明“诏”是用于臣对君的。秦以后则重“诏”而轻“命”，这是古今变化的不同。
总结：
帝王发号施令，老百姓敬仰圣旨。国君能慎重地发布诏令，万民都很高兴。
光辉的诏策高举，鸿大的教化远播。充分发扬诏策的意义和文辞的作用，使帝王的号令更为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