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王充著述，制《养气》之篇，验己而作，岂虚造哉！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虑言辞，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此性情之数也。
夫三皇辞质，心绝于道华；帝世始文，言贵于敷奏。三代春秋，虽沿世弥缛，并适分胸臆，非牵课才外也。战代技诈，攻奇饰说，汉世迄今，辞务日新，争光鬻采，虑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浇辞，文质悬乎千载；率志以方竭情，劳逸差于万里。古人所以馀裕，后进所以莫遑也。
凡童少鉴浅而志盛，长艾识坚而气衰，志盛者思锐以胜劳，气衰者虑密以伤神，斯实中人之常资，岁时之大较也。若夫器分有限，智用无涯；或惭凫企鹤，沥辞镌思。于是精气内销，有似尾闾之波；神志外伤，同乎牛山之木。怛惕之盛疾，亦可推矣。
至如仲任置砚以综述，叔通怀笔以专业，既暄之以岁序，又煎之以日时，是以曹公惧为文之伤命，陆云叹用思之困神，非虚谈也。
夫学业在勤，故有锥股自厉；志于文也，则有申写郁滞。故宜从容率情，优柔适会。若销铄精胆，蹙迫和气，秉牍以驱龄，洒翰以伐性，岂圣贤之素心，会文之直理哉！
且夫思有利钝，时有通塞，沐则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黩。是以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常弄闲于才锋，贾馀于文勇，使刃发如新，腠理无滞，虽非胎息之万术，斯亦卫气之一方也。
赞曰∶
纷哉万象，劳矣千想。玄神宜宝，素气资养。
水停以鉴，火静而朗。无扰文虑，郁此精爽。
从前王充进行著作，曾写《养性》一书，该书对养气进行论述的篇章，全是他自己体验后写出的，难道是凭空制造的吗？人的耳、目、口、鼻，是为生命服务的；心思、言辞，则是精神的运用。顺着情感的发展而自然和谐，就能思理融和而情绪顺畅；如果钻研过度，就精神疲乏而元气衰损：这就是性情的一般原理。
“三皇”时代文章语言朴质，思想和华靡的特性毫无关系。“五帝”时代文章开始具有文采，敷陈进奏时很重视语言用词。从夏商周三代到春秋时代，虽然各代越来越重视文采辞意，但话语还都是从心中发出，且分量恰当，不会勉强牵扯到才力之外。战国时代思想产生分歧和好诡诈的特征，出现专门研究奇谲道理和粉饰游说的言辞文章。从汉代到今天，人们对用来修饰的文辞每天都力求新奇，相互之间竞逐光华，炫耀才华，心思也用空了。所以用质朴的言辞来比较华丽浮夸的文辞，文采和质朴相差千里；用顺从心志愉快创作和竭尽精力苦思冥想做比较，劳累和安逸相差万里。这是古人之所以从容，后代之所以忙碌的原因。
青少年常是阅历较浅而志气旺盛，老年人则认识力强而体质虚弱；志气旺盛的人，思考敏锐而经得起劳累，体质虚弱的人，思考周密却损伤精神：这是一般人的资质，因为年龄大小不同而出现的概况。至于人的才能，都有一定的限度，而智力的运用却是无穷的；有人对自己如鸭般的短足胫感到惭愧，羡慕鹤的长足胫，练辞运意，呕心沥血，于是消耗精气，像水流到无底洞；神思损伤于外，像牛山上的草木被砍得精光。过分的惊惧紧张必将造成疾病，也就可想而知了。至于王充在门窗墙柱上放满笔墨以进行著作，曹褒在走路睡觉时都抱着纸笔而专心于礼仪，既累月不断地苦思，又整天不停地煎熬：所以曹操曾担心过分操劳会伤害性命，陆云曾感叹过分用心使精神困乏，都不是没有根据的空话。
学习在于勤奋，所以有人用锥子刺股来激励自己；至于做文章则不一样，那要排除心头的郁闷，适宜保持从容不迫的顺畅感情，宽舒泰然地去适应时会。倘使损耗精力，伤害和顺的体气，拿着纸张去催促性命，挥洒着笔墨去损害本性，难道这是圣贤之人平常的本心，是写文章的正确道理吗？
况且文思有时锐敏有时迟钝，写作时机有时流畅有时阻塞，这就像洗头的时候前倾弯着身子，心的位置会发生翻覆，因此甚至会违反常情去考虑问题一样，在神志不清晰的时候，如果再三用它做文章，文章和神志只会更加的昏乱。所以抒写文辞，务必要在调节疏导心情方面下功夫，以使内心清明舒畅，性气调和通达，如果心情烦躁的话就立即放开，不要使思路拥堵阻滞，心情舒畅时便恣意投入写作，文思潜伏时，就放下笔不再思索，用逍遥自在的方法来解除身心劳累，用谈笑风生的方法来赶走心神疲倦。经常用闲暇时间来培养才华锋芒，在写作上保持多余的精力，使自己的笔锋像新磨的刀刃一般，宰牛时对分解肌肉的纹理没有一丝迟钝，这虽然不是气功的技法，也是养气的一个方式。
总结：
天地间万事万物是纷纭复杂的，千百度思考这些现象十分劳神。人的精神应该珍惜，恒常的精气有待保养。
停止奔流的水才更为清明，静止不动的火就显得明亮。要不扰乱创作的思虑，就应保持精神爽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