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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翻译 原文

  郤诜,字广基,济阴单父人也。父晞,尚书左丞。诜博学多才,瑰伟倜傥,不 拘细行,州郡礼命并不应。泰始中,诏天下举贤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举诜应选。

  诏曰:“盖太上以德抚时,易简无文。至于三代,礼乐大备,制度弥繁。文质 之变,其理何由?虞、夏之际,圣明系踵,而损益不同。周道既衰,仲尼犹曰从周。 因革之宜,又何殊也?圣王既没,遗制犹存,霸者迭兴而翼辅之,王道之缺,其无 补乎?何陵迟之不反也?岂霸德之浅欤?期运不可致欤?且夷吾之智,而功止于霸, 何哉?夫昔人之为政,革乱亡之弊,建不刊之统,移风易俗,刑措不用,岂非化之 盛欤?何修而向兹?朕获承祖宗之休烈,于兹七载,而人未服训,政道罔述。以古 况今,何不相逮之远也?虽明之弗及,犹思与群贤虑之,将何以辨所闻之疑昧,获 至论于谠言乎?加自顷戎狄内侵,灾害屡作,边氓流离,征夫苦役,岂政刑之谬, 将有司非其任欤?各悉乃心,究而论之。上明古制,下切当今。朕之失德,所宜振 补。其正议无隐,将敬听之。”

  诜对曰:

  伏惟陛下以圣德君临,犹垂意于博采,故招贤正之士,而臣等薄陋,不足以降 大问也。是以窃有自疑之心,虽致身于阙庭,亦FC俯矣。伏读圣策,乃知下问之 旨笃焉。臣闻上古推贤让位,教同德一,故易简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 文繁而后整。虞、夏之相因,而损益不同,非帝王之道异,救弊之路殊也。周当二 代之流,承凋伪之极,尽礼乐之致,穷制度之理,其文详备,仲尼因时宜而曰从周, 非殊论也。臣闻圣王之化先礼乐,五霸之兴勤政刑。礼乐之化深,政刑之用浅。勤 之则可以小安,堕之则遂陵迟。所由之路本近,故所补之功不侔也。而齐桓失之葵 丘,夷吾沦于小器,功止于霸,不亦宜乎!

  策曰:“建不刊之统,移风易俗,使天下洽和,何修而向兹?”臣以为莫大于 择人而官之也。今之典刑,匪无一统,宰牧之才,优劣异绩,或以之兴,或以之替, 此盖人能弘政非政弘人也。舍人务政,虽勤何益?臣窃观乎古今,而考其美恶:古 人相与求贤,今人相与求爵。古之官人,君责之于上,臣举之于下,得其人有赏, 失其人有罚,安得不求贤乎!今之官者,父兄营之,亲戚助之,有人事则通,无人 事则塞,安得不求爵乎!贤苟求达,达在修道,穷在失义,故静以待之也。爵苟可 求,得在进取,失在后时,故动以要之也。动则争竞,争竞则朋党,朋党则诬誷, 诬誷则臧否失实,真伪相冒,主听用惑,奸之所会也。静则贞固,贞固则正直,正 直则信让,信让则推贤,推贤不伐,相下无厌,主听用察,德之所趣也。故能使之 静,虽日高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动,虽复夙夜,俗不一也。且人无愚智,咸慕名宦, 莫不饰正于外,藏邪于内,故邪正之人难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则众正益至;若得 其邪,则众邪亦集。物繁其类,谁能止之!故亡国失世者,未尝不为众邪所积也。 方其初作,必始于微,微而不绝,其终乃著。天地不能顿为寒暑,人主亦不能顿为 隆替。故寒暑渐于春秋,隆替起于得失。当今之世,宦者无关梁,邪门启矣;朝廷 不责贤,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以甚此!所谓责贤,使之相举也;所谓关梁,使 之相保也。贤不举则有咎,保不信则有罚。故古者诸侯必贡士,不贡者削,贡而不 适亦削。夫士者,难知也;不适者,薄过也。不得不责,强其所不知也;罚其所不 适,深其薄过,非恕也。且天子于诸侯,有不纯臣之义,斯责之矣。施行之道,宁 纵不滥之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贤者天地之纪,品物之宗,其急之也,故宁滥以 得之,无纵以失之也。今则不然,世之悠悠者,各自取辨耳。故其材行并不可必, 于公则政事纷乱。于私则污秽狼籍。自顷长吏特多此累,有亡命而被购悬者矣,有 缚束而绞戮者矣。贪鄙窃位,不知谁升之者?兽兕出槛,不知谁可咎者?漏网吞舟, 何以过此!人之于利,如蹈水火焉。前人虽败,后人复起,如彼此无已,谁止之者? 风流日竞,谁忧之者?虽今圣思劳于夙夜,所使为政,恆得此属,欲圣世化美俗平, 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宜创举贤之典,峻关梁之防。其制既立,则人慎其举而 不苟,则贤者可知。知贤而试,则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则事得其序;事得其序, 则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则生生丰植,人用资给,和乐兴焉。是故寡过而远刑,知 耻以近礼,此所以建不刊之统,移风易俗,刑措而不用也。

  策曰:“自顷夷狄内侵,灾眚屡降,将所任非其人乎?何由而至此?”臣闻蛮 夷猾夏,则皋陶作士,此欲善其末,则先其本也。夫任贤则政惠,使能则刑恕。政 惠则下仰其施,刑恕则人怀其勇。施以殖其财,勇以结其心。故人居则资赡而知方, 动则亲上而志勇。苟思其利而除其害,以生道利之者,虽死不贰;以逸道劳之者, 虽勤不怨。故其命可授,其力可竭,以战则克,以攻则拔。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服, 恶者畏惧而削迹。止戈而武,义实在文,唯任贤然后无患耳。若夫水旱之灾,自然 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储,尧、汤遭之而人不困,有备故也。自顷风雨 虽颇不时,考之万国,或境土相接,而丰约不同;或顷亩相连,而成败异流,固非 天之必害于人,人实不能均其劳苦。失之于人,而求之于天,则有司惰职而不劝, 百姓殆业而咎时,非所以定人志,致丰年也。宜勤人事而已。

  臣诚愚鄙不足以奉对圣朝,犹进之于廷者,将使取诸其怀而献之乎!臣惧不足 也。若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臣则可矣,是以辞鄙不隐也。

  以对策上第,拜议郎。母忧去职。

  诜母病,苦无车,及亡,不欲车载柩,家贫无以市马,乃于所住堂北壁外假葬, 开户,朝夕拜哭。养鸡种蒜,竭其方术。丧过三年,得马八匹,舆柩至冢,负土成 坟。未毕,召为征东参军。徙尚书郎,转车骑从事中郎。

  吏部尚书崔洪荐诜为左丞。及在职,尝以事劾洪,洪怨诜,诜以公正距之,语 在《洪传》。洪闻而惭服。

  累迁雍州刺史。武帝于东堂会送,问诜曰:“卿自以为何如?”诜对曰:“臣 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诜官, 帝曰:“吾与之戏耳,不足怪也。”诜在任威严明断,甚得四方声誉。卒于官。子 延登为州别驾。

  阮种,字德猷,陈留尉氏人,汉侍中胥卿八世孙也。弱冠有殊操,为嵇康所重。 康著《养生论》,所称阮生,即种也。察孝廉,为公府掾。是时西虏内侵,灾眚屡 见,百姓饥馑,诏三公、卿尹、常伯、牧守各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于是太保何曾 举种贤良。

  策曰:“在昔哲王,承天之序,光宅宇宙,咸用规矩乾坤,惠康品类,休风流 衍,弥于千载。朕应践洪运统位,七载于今矣。惟德弗嗣,不明于政,宵兴惕厉, 未烛厥猷。子大夫韫韥道术,俨然而进,朕甚嘉焉。其各悉乃心,以阐喻朕志,深 陈王道之本,勿有所隐,朕虚心以览焉。”种对曰:“夫天地设位,圣人成能,王 道至深,所以行化至远。故能开物成务,而功业不匮,近无不听,远无不服,德逮 群生,泽被区宇,声施无穷,而典垂百代。故《经》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 化成。’宜师踪往代,袭迹三五,矫世更俗,以从人望。令率士迁义,下知所适, 播醇美之化,杜邪枉之路,斯诚群黎之所欣想盛德而幸望休风也。”

  又问政刑不宣,礼乐不立。对曰:“政刑之宣,故由乎礼乐之用。昔之明王, 唯此之务,所以防遏暴慢,感动心术,制节生灵,而陶化万姓也。礼以体德,乐以 咏功,乐本于和,而礼师于敬矣。”

  又问戎蛮猾夏。对曰:“戎蛮猾夏,侵败王略,虽古盛世,犹有此虞。故《诗》 称‘猃狁孔炽’,《书》叹‘蛮夷帅服’。自魏氏以来,夷虏内附,鲜有桀悍侵渔 之患。由是边守遂怠,鄣塞不设。而今丑虏内居,与百姓杂处,边吏扰习,人又忘 战。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啗利,妄加讨戮。夫以微 羁而御悍马,又乃操以烦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是以群丑荡骇,缘间而动。虽 三州覆败,牧守不反,此非胡虏之甚劲,盖用之者过也。臣闻王者之伐,有征无战, 怀远以德,不闻以兵。夫兵凶器,而战危事也。兵兴则伤农,众集则费积;农伤则 人匮,积费则国虚。昔汉武之世,承文帝之业,资海内之富,役其材臣,以甘心匈 奴,竞战胜之功,贪攻取之利,良将劲卒,屈于沙漠,胜败相若,克不过当,夭百 姓之命,填饿狼之口。及其以众制寡,令匈奴远迹,收功祁连,饮马瀚海,天下之 耗,已过太半矣。夫虚中国以事夷狄,诚非计之得者也。是以盗贼蜂起,山东不振。 暨宣元之时,赵充国征西零,冯奉世征南羌,皆兵不血刃,摧抑强暴,擒其首恶, 此则折冲厌难,胜败相辨,中世之明效也。”

  又问咎征作见。对曰:“阴阳否泰,六沴之灾,则人主修政以御之,思患而防 之,建皇极之首,详庶征之用。《诗》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天聪明自我人 聪明,是以人主祖承天命,日慎一日也。故能应受多福而永世克祚,此先王之所以 退灾消眚也。”

  又问经化之务。对曰:“夫王道之本,经国之务,必先之以礼义,而致人于廉 耻。礼义立,则君子轨道而让于善;廉耻立,则小人谨行而不淫于制度。赏以劝其 能,威以惩其废。此先王所以保乂定功,化洽黎元,而勋业长世也。故上有克让之 风,则下有不争之俗;朝有矜节之士,则野无贪冒之人。夫廉耻之于政,犹树艺之 有丰壤,良岁之有膏泽,其生物必油然茂矣。若廉耻不存,而惟刑是御,则风俗凋 弊,人失其性,锥刀之末,皆有争心,虽峻刑严辟,犹不胜矣。其于政也,如农者 之殖硗野,旱年之望丰穑,必不几矣。此三代所以享德长久,风醇俗美,皆数百年 保天之禄。而秦二世而弊者,盖其所由之涂殊也。”

  又问:“将使武成七德,文济九功,何路而臻于兹?凡厥庶事,曷后曷先?” 对曰:“夫文武经德,所以成功丕业,咸熙庶绩者,莫先于选建明哲,授方任能。 令才当其官而功称其职,则万机咸理,庶僚不旷。《书》曰:‘天工人其代之。’ 然则继天理物,宁国安家,非贤无以成也。夫贤才之畜于国,由良工之须利器,巧 匠之待绳墨也。器用利,则斫削易而材不病;绳墨设,则曲直正而众形得矣。是以 人主必勤求贤,而佚以任之也。贤臣之于主,进则忠国爱人,退则砥节洁志,营职 不干私义,出心必由公途,明度量以呈其能,审经制以效其功。此昔之圣王所以恭 己南面而化于陶钧之上者,以其所任之贤与所贤之信也。方今海内之士皆倾望休光, 希心紫极,唯明主之所趣舍。若开四聪之听,广畴咨之求,抽群英,延俊乂,考工 授职,呈能制官,朝无素餐之士,如此化流罔极,树功不朽矣。”

  时种与郤诜及东平王康俱居上第,即除尚书郎。然毁誉之徒,或言对者因缘假 托,帝乃更延群士,庭以问之。诏曰:“前者对策各指答所问,未尽子大夫所欲言, 故复延见,其具陈所怀。又比年连有水旱灾眚,虽战战兢兢,未能究天人之理,当 何修以应其变?人遇水旱饥馑者,何以救之?中间多事,未得宁静,思以省息烦务, 令百姓不失其所。若人有所患苦者,有宜损益,使公私两济者,委曲陈之。又政在 得人,而知之至难,唯有因人视听耳。若有文武隐逸之士,各举所知,虽幽贱负俗, 勿有所限。故虚心思闻事实,勿务华辞,莫有所讳也。”

  种对曰:“伏惟陛下以圣哲玄览,降血阝黎蒸,将济元元,同之三代,旁求俊 乂,以辅至化,此诚尧、舜之用心也。臣猥以顽鲁之质,应清明之举,前者对策, 不足以畴塞圣诏,所陈不究,臣诚蒙昧,所以为罪。臣闻天生蒸庶,树君以司牧之, 人君道洽,则彝伦攸序,五福来备。若政有愆失,刑理颇僻,则庶征不应,而淫亢 为灾。此则天人之理,而兴废之由也。昔之圣王,政道备而制先具,轨人以务,致 之于本,是以虽有水旱之眚,而无饥馑之患也。自顷阴阳隔并,水旱为灾,亦犹期 运之致。不然,则亦有司之不帅,不能宣承圣德,以赞扬大化,故和气未降而人事 未叙也。方今百姓凋弊,公私无储,诚在于休役静人,劝啬务分,此其救也。人之 所患,由于役烦网密而信道未孚也。役烦则百姓失业,网密则下背其诚,信道未孚 则人无固志。此则损益之至务,安危之大端也。传曰:‘始与善,善进,则不善蔑 由至。’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人焉廋哉!’若夫文武隐逸之士,幽贱 负俗之才,故非愚臣之所能识。谨竭愚以对。”

  策奏,帝亲览焉,又擢为第一。转中书郎。进止有方,正已率下,朝廷咸惮其 威容。每为驳议,事皆施用,遂为楷则。

  迁平原相。时襄邑卫京自南阳太守迁于河内,与种俱拜,帝望而叹曰:“二千 石皆若此,朕何忧乎!”种为政简惠,百姓称之,卒于郡。

  华谭,字令思,广陵人也。祖融,吴左将军、录尚书事。父谞,吴黄门郎。谭 期岁而孤,母年十八,便守节鞠养,动劳备至。及长,好学不倦,爽慧有口辩,为 邻里所重。扬州刺史周浚引为从事史,爱其才器,待以宾友之礼。

  太康中,刺史嵇绍举谭秀才,将行,别驾陈总饯之,因问曰:“思贤之主以求 才为务,进取之士以功名为先,何仲舒不仕武帝之朝,贾谊失分汉文之时?此吴、 晋之滞论,可辨此理而后别。”谭曰:“夫圣人在上,物无不理,百揆之职,非贤 不居。故山林无匿景,衡门不栖迟。至承统之王,或是中才,或复凡人,居圣人之 器,处兆庶之上,是以其教日穨,风俗渐弊。又中才之君,所资者偏,物以类感, 必于其党,党言虽非,彼以为是。以所授有颜、冉之贤,所用有廊庙之器,居官者 日冀元凯之功,在上者日庶尧、舜之义,彼岂知其政渐毁哉!朝虽有求贤之名,而 无知才之实。言虽当,彼以为诬;策虽奇,彼以为妄。诬则毁己之言入,妄则不忠 之责生,岂故为哉?浅明不见深理,近才不睹远体也。是以言不用,计不施,恐死 亡之不暇,何论功名之立哉!故上官昵而屈原放,宰嚭宠而伍员戮,岂不哀哉!若 仲舒抑于孝武,贾谊失于汉文,盖复是其轻者耳。故白起有云:‘非得贤之难,用 之难。非用之难,信之难。’得贤而不能用,用而不能信,功业岂可得而成哉!”

  谭至洛阳,武帝亲策之曰:“今四海一统,万里同风,天下有道,莫斯之盛。 然北有未羁之虏,西有丑施之氐,故谋夫未得高枕,边人未获晏然,将何以长弭斯 患,混清六合?”对曰:“臣闻圣人之临天下也,祖乾纲以流化,顺谷风以兴仁, 兼三才以御物,开四聪以招贤。故劳谦日昃,务在择才,宣明岩穴,垂光隐滞。俊 乂龙跃,帝道以光;清德风翔,王化克举。是以皋陶见举,不仁者远;陆贾重汉, 远夷折节。今圣朝德音发于帷幄,清风翔乎无外,戎旗南指,江、汉席卷;干戈西 征,羌蛮慕化,诚阐四门之秋,兴礼教之日也。故髦俊闻声而响赴,殊才望险而云 集。虚高馆以俟贤,设重爵以待士,急善过于饥渴,用人疾于影响,杜佞谄之门, 废郑声之乐,混清六合,实由乎此。虽西北有未羁之寇,殊漠有不朝之虏,征之则 劳师,得之则无益,故班固云:‘有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畜,来则惩 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盖安边之术也。”

  又策曰:“吴、蜀恃险,今既荡平。蜀人服化,无携贰之心;而吴人趑雎,屡 作妖寇。岂蜀人敦朴,易可化诱;吴人轻锐,难安易动乎?今将欲绥静新附,何以 为先?”对曰:“臣闻汉末分崩,英雄鼎峙,蜀栖岷陇,吴据江表。至大晋龙兴, 应期受命,文皇运筹,安乐顺轨;圣上潜谋,归命向化。蜀染化日久,风教遂成; 吴始初附,未改其化,非为蜀人敦悫而吴人易动也。然殊俗远境,风土不同,吴阻 长江,旧俗轻悍。所安之计,当先筹其人士,使云翔阊阖,进其贤才,待以异礼; 明选牧伯,致以威风;轻其赋敛,将顺咸悦,可以永保无穷,长为人臣者也。”

  又策曰:“圣人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今天成地平,大化无外,虽匈奴未 羁,羌、氐骄黠,将修文德以绥之,舞干戚以来之,故兵戈载戢,武夫寝息。如此, 已可消锋刃为佃器,罢尚方武库之用未邪?”对曰:“夫唐尧历载,颂声乃作;文、 武相承,礼乐大同。清一八纮,绥荡无外,万国顺轨,海内斐然。虽复被发之乡, 徒跣之国,皆习章甫而入朝,要衣裳以磬折。夫大舜之德,犹有三苗之征;以周之 盛,猃狁为寇。虽有文德,又须武备。备预不虞,古之善教;安不忘危,圣人常诫。 无为罢武库之常职,铄锋刃为佃器。自可倒戢干戈,苞以兽皮,将帅之士,使为诸 侯,于散乐休风,未为不泰也。”

  又策曰:“夫法令之设,所以随时制也。时险则峻法以取平,时泰则宽网以将 化。今天下太平,四方无事,百姓承德,将就无为而乂。至于律令,应有所损益不?” 对曰:“臣闻五帝殊礼,三王异教,故或禅让以光政,或干戈以攻取。至于兴礼乐 以和人,流清风以宁俗,其归一也。今诚风教大同,四海无虞,人皆感化,去邪从 正。夫以尧、舜之盛,而犹设象刑;殷、周之隆,而甫侯制律。律令之存,何妨于 政。若乃大道四达,礼乐交通,凡人修行,黎庶励节,刑罚悬而不用,律令存而无 施,适足以隆太平之雅化,飞仁风乎无外矣。”

  又策曰:“昔帝舜以二八成功,文王以多士兴周。夫制化在于得人,而贤才难 得。今大统始同,宜搜才实。州郡有贡荐之举,犹未获出群卓越之伦。将时无其人? 有而致之未得其理也?”对曰:“臣闻兴化立法,非贤无以光其道;平世理乱,非 才无以宣其业。上自皇羲,下及帝王,莫不张皇纲以罗远,飞仁风以被物。故得贤 则教兴,失人则政废。今四海一统,万里同风,州郡贡秀孝,台府简良才,以八纮 之广,兆庶之众,岂当无卓越俊逸之才乎!譬犹南海不少明月之宝,大宛不乏千里 之驹也。异哲难见,远数难睹,故尧、舜太平之化,二八由舜而甫显,殷汤革王之 命,伊尹负鼎而方用。当今圣朝礼亡国之士,接遐裔之人,或貂蝉于帷幄,或剖符 于千里,巡狩必有吕公之遇,宵梦必有岩穴之感。贤俊之出,可企踵而待也。”

  时九州秀孝策无逮谭者。谭素以才学为东土所推。同郡刘颂时为廷尉,见之叹 息曰:“不悟乡里乃有如此才也!”博士王济于众中嘲之曰:“五府初开,群公辟 命,采英奇于仄陋,拔贤俊于岩穴。君吴、楚之人,亡国之余,有何秀异而应斯举?” 谭答曰:“秀异固产于方外,不出于中域也。是以明珠文贝,生于江、郁之滨;夜 光之璞,出乎荆、蓝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于东夷,大禹生于西羌。子弗闻乎? 昔武王克商,迁殷顽民于洛邑,诸君得非其苗裔乎?”济又曰:“夫危而不持,颠 而不扶,至于君臣失位,国亡无主,凡在冠带,将何所取哉!”答曰:“吁!存亡 有运,兴衰有期,天之所废,人不能支。徐偃修仁义而失国,仲尼逐鲁而逼齐,段 干偃息而成名,谅否泰有时,曷人力之所能哉!”济甚礼之。

  寻除郎中,迁太子舍人、本国中正。以母忧去职。服阕,为鄄城令,过濮水, 作《庄子赞》以示功曹。而廷掾张延为作答教,其文甚美。谭异而荐之,遂见升擢。 及谭为庐江,延已为淮陵太守。又举寒族周访为孝廉,访果立功名,时以谭为知人。 以父墓毁去官。寻除尚书郎。

  永宁初,出为郏令。于时兵乱之后,境内饥馑,谭倾心抚血阝。司徒王戎闻而 善之,出谷三百斛以助之。谭甚有政绩,再迁庐江内史,加绥远将军。时石冰之党 陆圭等屯据诸县,谭遣司马褚敦讨平之。又遣别军击冰都督孟徐,获其骁率。以功 封都亭侯,食邑千户,赐绢千匹。

  陈敏之乱,吴士多为其所逼。顾荣先受敏官,而潜谋图之。谭不悟荣旨,露檄 远近,极言其非,由此为荣所怨。又在郡政严,而与上司多忤。扬州刺史刘陶素与 谭不善,因法收谭,下寿阳狱。镇东将军周馥与谭素相亲善,理而出之。及甘卓讨 馥,百姓奔散,馥谓谭已去,遣人视之,而更移近馥。馥叹曰:“吾尝谓华令思是 臧子源之畴,今果效矣。”甘卓尝为东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诛之,卓投谭而 免。及此役也,卓遣人求之曰:“华侯安在?吾甘扬威使也。”谭答不知,遗绢二 匹以遣之。使反,告卓。卓曰:“此华侯也。”复求之,谭已亡矣。后为纪瞻所荐, 而为顾荣所止遏,遂数年不得调。

  建兴初,元帝命为镇东军谘祭酒。谭博学多通,在府无事,乃著书三十卷,名 曰《辨道》,上笺进之,帝亲自览焉。转丞相军谘祭酒,领郡大中正。谭荐干宝、 范珧于朝,乃上笺求退曰:“谭闻霸主远听,以求才为务;僚属量身,以审己为分。 故疏广告老,汉宣不违其志;干木偃息,文侯就式其庐。谭无古人之贤,窃有怀远 之慕。自登清显,出入二载,执笔无赞事之功,拾遗无补阙之绩;过在纳言,暗于 举善;狂寇未宾,复乏谋策。年向七十,志力日衰,素餐无劳,实宜辞退。谨奉还 所假左丞相军谘祭酒版。”不听。

  建武初,授秘书监,固让不拜。太兴初,拜前军,以疾复转秘书监。自负宿名, 恆怏怏不得志。时晋陵硃凤、吴郡吴震并学行清修,老而未调,谭皆荐为著作佐郎。

  或问谭曰:“谚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宁有此理乎?”谭对曰:“昔许由、 巢父让天子之贵,市道小人争半钱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闻者称善。

  戴若思弟邈,则谭女婿也。谭平生时常抑若思而进邈,若思每衔之。殆用事, 恆毁谭于帝,由是官涂不至。谭每怀觖望,尝从容言于帝曰:“臣已老矣,将待死 秘阁。汲黯之言,复存于今。”帝不怿。久之,加散骑常侍,屡以疾辞。及王敦作 逆,谭疾甚,不能入省,坐免。卒于家。赠光禄大夫,金章紫绶,加散骑常侍,谥 曰胡。二子:化、茂。

  化字长风,为征虏司马,讨汲桑,战没。茂嗣爵。

  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学,与谭齐名,以词辩称。尝诣中领军何勖,自言能 为剧县。勖曰:“唯欲宰县,不为台阁职,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 缯中之好莫过锦,锦不可以为;谷中之美莫过稻,稻不可以为赟。是以圣王使人, 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长!黄霸驰名于州郡,而息誉于京邑。廷尉之材,不 为三公,自昔然也。”勖善之,除松滋令。转淮南国大农、郎中令。石珩问甫曰: “卿名能辩,岂知寿阳已西何以恆旱?寿阳已东何以恆水?”甫曰:“寿阳已东皆 是吴人,夫亡国之音哀以思,鼎足强邦,一朝失职,愤叹甚积,积忧成阴,阴积成 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恆涝也。寿阳已西皆是中国,新平强吴,美宝皆入,志盈心 满,用长欢娱。《公羊》有言,鲁僖甚悦,故致旱京师。若能抑强扶弱,先疏后亲, 则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矣。”观者叹其敏捷。年八十余,卒于家。

  史臣曰:夫缉政厘俗,拔群才以成务;振景观光,俟明主而宣绩。武皇之世, 天下乂安,朝廷属意于求贤,轴有怀于干禄。郤诜等并韫价州里,裒然应召,对扬 天问,高步云衢,求之前哲,亦足称矣。令思行己徇义,志笃周、甘,仁者必通, 抑斯之谓!虽才行夙章,而待终秘阁,积薪之恨,岂独古人乎!

  赞曰:郤、阮洽闻,含章体政。华生毓德,褫巾应命。鸟路曾飞,龙津派泳。 素业可久,高芬斯盛。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祖父傅燮,是汉代的汉陽太守。父亲傅干,是魏国的扶风太守。傅玄少时孤苦贫寒,博学,很会写文章,懂得乐律。性格刚强正直,不能容忍别人的短处。郡里任为计吏,两次推举为孝廉,太尉征召,都不就任。参加州考中了秀才,任郎中,与东海缪施都因当时的美名而被选为著作郎,撰集魏书。后来参知安东、卫军军事。转任温县县令,又升迁为弘农太守。掌管典农校尉之职。居官称职,多次上书陈奏,辅正很多。五等制建立后,封为鹑觚男爵。武帝司马炎当晋王时,曾委任他为散骑常侍。等到武帝受禅继位,晋级为子爵,加官驸马都尉。

  武帝刚即位,广泛采纳直言,开通不忌讳的言路,傅玄跟散骑常侍皇甫陶共同掌管谏官之职。傅玄上疏说:“我听说先王君临天下,申明弘大教化,增加礼义风节;教化在朝廷兴盛,公议就在下面流行,上下共同奉行,人人怀有仁义之心。灭亡了的秦朝荡灭先王典制,用苛法统治,仁义之心就衰亡了。近代魏武帝曹操喜欢法术,于是天下看重刑名;魏文帝曹丕仰慕通晓事理,于是天下轻视守节。从此以后朝纲不能统理,因而空虚无用放诞不羁的议论充斥朝野,致使天下不再有公正的议论,亡秦的弊病又在今天复发。陛下的道德至高无上,王朝兴起,承继帝位,弘扬尧舜的教化,广开正言直谏的道路,体验夏禹的节约俭朴,综合商周的典章杂文,我只有感叹而已,还打算说什么呢!只是没有推荐志操高远彬彬有礼的臣子,来敦厚风节;没有罢黜虚伪卑鄙的小人,以惩戒不恭敬的臣子,我因此还敢有话说。”诏书答复说:“推荐志操高远有礼义之臣,这是当今尤其重要的事。”于是让傅玄草拟诏书献上。傅玄又上疏说:

  我听说舜举荐五臣,无为而治,这是因为用人得到了要领。因为天下各种官职杂乱,不可不审察得到合适的人。不得到合适的人,一天就浪费不少资财,何况累积时日呢?《尚书·皋陶谟》上说:“不要空置百官”,是说职位不能长久废弃。那些病了一百天还不痊愈的人,应当让他离职,给他优厚的礼遇俸秩供奉他,病愈之后再用。臣下在朝不会废弃职位,国家,没有闲官的拖累,这是王政的当务之急。

  我听说前代帝王按士农工商分工来治理国事,各有一业而事情不同。士人以上的子弟,为他们建立太学教育他们,选择圣明的老师教导他们,按他们各自的才能优劣授职任用。农业要使粮食丰收,工业要使器具充足,商贾要使货物流通。所以天下很大,百姓很多,没有一个人会空着手。分工的办法是如此的周密完备。而汉代魏代没有固定的分工,百官的子弟不学习五经六艺而从事交游,还不懂得做事就坐享朝廷俸禄;农业工业多有废弃,有的追逐暴利而离开他的正事;白白在太学挂名,却没听到过先王的教化。现在圣明的政治开始,可汉朝魏朝的失误没有改变,散官多而没设学校,不务正业的人多而从事农业的人少,工业制作的器物不尽合适用。我认为赶快制定制度,统一规划天下若干人为士人,使他们足以充当各种官吏;若干人是农民,使他们劳动三年足有一年的储备粮;若干人当工人,使得各种器具充足;若干人经商,足以使货物流通而已。尊崇儒道崇尚学术,以农业为贵,以商业为贱,这都是国家事务中的重要事务。

  先前皇甫陶上奏,要求任命散官的事都经过考核,让他们亲自耕种,让天下享受粮食充足的好处。夏禹后稷,亲自务农,福祚流传后世,因此《礼记》中的《明堂》《月令》篇记载了天子籍田的制度。伊尹是古代的名臣,在有莘耕作;晏婴是齐国的大夫,躲避齐庄公的灾祸,也到海滨耕种。从前的圣明帝王,贤能俊杰之士,都曾经从事过农业生产。天子授人官职,对那些多余闲散没有事做的官员,不督促他们学习,就应当让他们耕作,没有理由放纵他们坐吃百姓的粮食。现在文武百官已经很多,而拜官不在其职的还多,加上服役当兵,不能种庄稼,又是农民的一半,这样面朝南坐食俸禄的人是前朝的三倍。让闲散多余的官员务农,收纳他们的租税,私人也得到实利,而天下的粮食就可以不缺乏了。家家的粮食充足,当儿子的就孝顺,做父亲的就慈爱,当兄长的就友爱,当弟弟的就孝悌。天下丰衣足食,那么仁义教化不用命令就已实行。为政的关键,按照总人数来设置官员,分工到人授以职事,士农工商的分工是时刻都不能废弃的。如果不能精确制定相应的制度,就应考核天下的文武官员,能为长官辅佐的人让他们学习,其余的都让他们务农。至于百工商贾中有多余的人,也都让他们从事农业。像这样务农,有什么不充足呢?《尚书·舜典》中说:“三年考核一次政绩,三次考核后罢黜低劣升迁优异的人。”可见九年之后才有升迁的次第。所以居官时间久,才会想到建立良好的教化;居官时间短,就会争着干一些有政绩的事。六年期限,时间不长,贬黜或升迁都不够周密。皇甫陶所上奏之事,合乎古代礼制。

  儒家学术,是王政的首事。遵从儒道,看重儒业,重视儒士选拔,尚且还担心教化不能推崇;现在竟然又不以儒学为当务之急,我怕一天天衰落却还没察觉。孔子说过:“人能弘扬道,不是道弘扬人。”如此说来,那么尊重儒道的人,不只是尊重儒家的书而已,而要尊重儒家的人。所谓看重儒业,是不胡乱教育那些不合儒道的人;所谓重视儒士选拔,是不要胡乱任用不从儒道的人。像这样,学校教育大纲就确立了。

  书上奏后,皇帝下诏说:“两位常侍所论很诚恳,可以说你们是想补益时事。可是主管的人大抵以常制来裁决,怎能不使你们抒发愤懑呢?两位常侍所论,有的列举了大纲而条目不详备,也可让他们裁制,然后让五曹尚书、二仆射、宗令等八座官员共同研究以求缜密。大凡关系到人君的言论,是臣子最难办的。而国君如果不能虚心采纳,就只会使自古以来的忠心之臣和直谏之人万分感慨,以至于闭口不语。每每想到这些,没有不叹息的。所以上次诏书要求臣下敢于直言,不要有所中止,差不多可以启发昏昧补正过失,永保帝位。如果言论有些可取,心情合乎忠诚,即使文辞有错误,言语有得失,都应当宽宥饶恕。古人尚且不拒绝别人背后议论批评,何况都是值得采纳的意思呢?近来孔..、綦毋騄都判为轻慢之罪,我之所以都宽恕了他们,正是要使天下人知道我大晋朝不必忌讳言论。”不久将傅玄升迁为侍中。

  当初,傅玄推荐皇甫陶,等到入朝后两人就有抵触,傅玄因政事与皇甫陶争执,争吵声喧哗,被有司陈奏,两人都获罪免官。

  泰始四年(268),任命为御史中丞。当时多有水涝旱灾,傅玄又上疏说:

  我听说圣明帝王承继天命,天时不一定没有灾害,因此尧有九年水灾,商汤有七年旱灾,只不过能用人事赈济它罢了。所以洪水滔天都能避免淹没,地不长草却不困乏。我想陛下您道德操行圣明,现时小小的水旱灾害,百姓没有大的饥荒,下发敬天命的诏书,寻求符合天意的言论,像夏禹商汤一样严格要求自己,同周文王一样谨慎小心,不敢怠慢。我很高兴,上疏陈述应该做的五件事:

  第一件事是:现在耕种的人务求多种却因干旱不能成熟,白白浪费劳力没有收成。另外从前士兵用官府的牛,官府得收成的十分之六,士兵得十分之四,用私人的牛,与官府平分,施行已久,众心安定。现在一旦减少用官府牛的分成比例,官府得十分之八,士卒得十分之二;用私牛以及没有牛的,官府得十分之七,士兵得十分之三,人人失其所得,一定都不高兴。我以为雇佣士兵用官府的牛给他十分之四,用私人的牛与官府平分,那么天下士兵都欢欣鼓舞,爱惜粮食,就没有损农弃业的忧患了。

  第二件事是:由于二千石俸禄的官吏虽然承奉致力农业的诏书,但还是不尽心尽责以获地利。从前汉代因开垦农田不务实,验证后诛杀二千石俸禄的官吏用十计算。我认为应该重申汉代的旧典,以警戒天下郡县,都用死刑督促他们。

  第三件事是:魏代以来,没有留意兴修水利,先帝统领百官,把执掌河堤的分为四部,连同本部共有五位河堤谒者,因为水利事关重大,跟农事一并兴起不是一个人所能考虑周全的。现在河堤谒者只有一个人,管理天下各地水利,无法考虑周全。我看河堤谒者车谊也不懂水利形势,可转任别的职务,再选了解水利的人代替他。可以分为五部,使他们各自精通分掌的职事。

  第四件事是:古代以一百方步为一亩,现在以二百四十方步为一亩,所差超过一倍。近代魏朝开始抽田税,不求多收田亩,但求休整劳力,所以白田收到十多斛,水田收几十斛。近来,一天天增加田亩的赋税,而种田的士兵更厉害,劳力不能休整,甚至一亩几斛以上,有的还不够偿还成本。并不是跟从前的天地不同,横遭灾祸,其弊病正是由于务求田亩增多而不休整劳力。我私下看到河堤谒者石恢很精于水利和农田,知道利弊,请求中书召见石恢,仔细寻问农业水利的得失,一定会有所补益。

  第五件事是:我认为胡夷之族是人面兽心,不与华夏相同,鲜卑族最厉害。当初邓艾只想取得一时利益,没有考虑到后患,使鲜卑族几万人散居在民间,这必然会有灾祸。秦州刺史胡烈一向对西方有恩,现在胡烈前往,各种胡人虽然已没有作乱,必将消除,但兽心难保不发,不一定能长治久安。如果以后有动乱的迹兆,胡烈的计谋能制伏他们。只是担心胡虏刚刚被征讨所困,就会向东逃到安定,向西逃到武威,表面上降服,能够騷动时还是騷动。这两郡不受胡烈控制,那么凶恶的胡人东西都有窟穴缓冲漫游,所以以后再生祸患,是没有办法禁止的。应该在高平川再设一郡,让安定西州的都尉征募乐意迁徙的百姓,大量免除徭役之数来补充,打通北行道路,渐渐充实边境。最好考虑这两郡和所置的郡都统一属于秦州,使胡烈能够统管边境事宜。

  诏书说:“得到所陈奏的应办之事,谈到农事的得失和水利官员的兴废,以及安定边境抗御胡夷政事宽严的事、陈述周详完备,一应俱全,这的确是治国的根本大事,当今的迫切任务。论述都正确,深知你忠心王室,你要更广泛地思考应做之事,并把情况告诉我。”

  泰始五年(269),任太仆。当时连年五谷不登,西羌胡人騷扰边境,皇帝下诏让公卿讨论。傅玄应答皇帝所问,陈述事理恳切率直,虽没有全部施行,但时常被宽容。转任司隶校尉。

  献皇后在弘训宫驾崩,设立祭丧的位置。按旧制,司隶应在端门外面就坐,在众卿之上,独坐一席。进入宫殿,按本品的官秩在众卿之下,按次序坐,与人同坐一席。而谒者认为弘训宫是在殿内,把傅玄的位置设在卿位之下。傅玄大怒,大声呵叱谒者。谒者假称是尚书安排的,傅玄面对百官大骂尚书并下了席。御史中丞庾纯上奏傅玄大不敬,傅玄自己上表又不符事实,坐罪免官。然而傅玄天性严峻急躁,遇事不能有所宽容;每次有奏疏检举,或遇天晚,便手捧奏章,整饬冠带,焦躁不安地不睡觉,坐着等天亮。于是那些无官职的王公贵族畏惧屈服,尚书顿生威风。不久死在家中,享年六十二岁,谥号叫刚。

  傅玄年少时在河内避难,专心读书,其后虽然显达富贵,但著述没有荒废。撰述著作评论治国的三教九流以及三史旧事,评断得失,各为条例,书名叫《傅子》,分为内、外、中三篇,共有四部、六录,合共一百四十首,几十万字,连同文集一百余卷流行于世。傅玄当初写成内篇,儿子傅咸交给司空王沈看。王沈给傅玄的信中说:“看到您所著的书,言辞宏富道理齐备,筹划治理国家大事,重视儒家教化道义,足以堵塞杨朱、墨翟学说的放浪形迹,可以跟往古的荀况、孟轲相比并。每次开卷,没有不感慨叹息的。‘不见贾谊,自己认为超过他,现在才知道比不上’。真是这样啊!”

  后来追封为清泉侯,儿子傅咸继承爵位。

  傅咸字长虞,刚正简直有大节。风度品行严整,见多识广聪慧明达,疾恶如仇,推举贤能,乐善好施,经常仰幕季文子、仲山甫的志向。喜欢写文论,虽然文采不够绚丽,但言论可为鉴戒。颍川的庾纯常常感叹说:“傅长虞的文章与诗人的创作接近了。”

  咸宁初年(275),继承父亲的爵位,拜为太子洗马,累迁为尚书右丞,出朝任冀州刺史,后母杜氏不肯随傅咸前往,于是傅咸上表请求免职。三旬之后,改任为司徒左长史。当时武帝注意政事,下诏向朝臣访求政事好坏。傅咸上书说:“陛下身处最显贵的地位,却干布衣所做的事,亲自日理万机,辛苦操劳到太陽偏西。从前的帝王,亲自干微薄的事,以利天下,也不会超过陛下。但是自泰始初(265)创基到如今,十五年了,而军队国家不够充实,百姓不够富裕,一个年成不好,便有饥荒出现,的确是因为官职太多事务冗杂,免除徭役的人又多又滥,蚕食的人多而务农的人少。我因愚昧粗疏,愧居本职,每每见到诏书思虑百姓年成的饥馑,没法补益,万分惭愧,岂敢不竭尽愚虑,回答皇上的询问呢?从前有四位都督,现在加上监军,就超过十人。夏禹划分土地,分为九州,现在的刺史,几乎是原来的一倍,住户人口只比得上汉代的十分之一,设置的郡县就更多。空空的校尉牙门,无益于宫中警卫,却凭空设置军府,动辄有几百个。五等诸侯,又设置官属。各种宠幸的给养,都从百姓中拿出。一人不种田,就有人受饥饿,现在不种田的,不计其数。纵使五谷丰收,也仅仅能满足青黄相接;突然有灾患,便供养不上。我认为当务之急,要先合并官职,简省琐事,宁息差事,停止徭役,上下齐心,致力农业生产。”

  傅咸在任多能主持公道。豫州大中正夏侯骏上书说:鲁国小中正、司空司马孔毓,四次转移养病处所,不能接待宾客,请求让尚书郎曹馥代替孔毓。十多天后又上疏让孔毓继续当中正。司徒三次推辞不受理,夏侯骏仍坚持己见。傅咸认为夏侯骏褒贬随心所欲,便上奏罢免他的大中正之职。司徒魏舒与夏侯骏有姻亲关系,屡次推托不签署,傅咸据理力争费尽口舌。魏舒最终不同意,傅咸于是独自上书。魏舒上奏说傅咸毁谤过激,不够正直,下诏让他转任车骑司马。

  傅咸见世俗奢侈,又上书说:“我认为衣食难以生产,如果不节约使用,没缘由不缺乏。所以先王风化天下,吃肉穿帛,都有定制。我私下认为奢侈浪费,比天灾还厉害。古时候帝尧只有茅草屋,现在的平民百姓却竞相建宽大的房屋;古时候大臣没有精美的食物,现在的商人竖子都能饱餐美味佳肴;古时候后妃才有特殊的服饰,而今奴婢妻妾都穿戴绫罗绸缎;古时候大夫才有车骑,现在低贱的奴隶也驾轻车骑肥马。古时候人口稠密地域狭小却有储蓄,是因为节俭;现在土地宽广人口稀少却忧虑不足,是因为奢侈。想时俗节俭,应当禁止奢侈;奢侈不禁止,便会竞相比高。以前毛王介任吏部尚书,没人敢穿漂亮衣服、吃美味食物。魏武帝感叹到:‘我的法令不如毛尚书。’假使各部的用心,都像毛王介一样,风俗的改变,确实不是困难的事情。”又议论把县里的监狱移到郡,以及应当建立两社,朝廷都同意了。迁任尚书左丞。

  惠帝司马衷继位,杨骏辅佐朝政。傅咸对杨骏说:“事情随时而变,礼义随时而宜,天子不实行居丧之制已很久了。因为世风更加衰落,政事不可代为治理,所以虽然处在哀痛的服丧期间,还要亲自日理万机。到汉文帝刘恒时,他认为天下庞大,服丧太重难以持久,于是制定了下葬后就除服。武皇帝司马炎大孝敦厚,也随时除服,制定守心丧三年,至于日理万机的大事,则忙得没有空闲的时候。现在圣上想把政事交给你,让他守丧自居,这虽然是谦让的态度,可天下的人并不认为很合适。其不很合适的原因,是因为万民仰慕敬戴天子,如果听命太宰,恐怕遮蔽了天光。人心既然如此,那么你处在摄政地位也不会容易。我私下认为治丧已经完毕,你应当想到兴废的时宜。周公是圣人,且不能避免毁谤。由此推断,周公任职已经不容易处理,何况现在圣上的年龄不是周成王的年龄呢?我得意忘言,话语不容易说透。如果你能觉察到我的诚意,话语又哪在乎多呢?”当时司隶荀恺的堂兄死了,自己上表赴丧,诏书同意还没下达,荀恺便拜访杨骏。傅咸因此上奏说:“死丧是令人哀戚的,兄弟之丧更令人伤怀,荀恺同堂去世,也才几天,天子怜悯,同意他临丧。诏书还没下就去辞行,拜访要人,急于表现谄媚的恭敬,并无友爱兄弟的真情。应当从重贬黜,以崇尚风俗教化。”天子以为杨骏管理朝政,有诏下问,杨骏很害怕。傅咸又给杨骏写信,讽谏切直,杨骏稍稍收敛,逐渐产生不满。便想让傅咸出任京兆、弘农太守,杨骏的外甥李斌劝说杨骏,不应该贬斥正直的人出任外官,才得以中止。

  杨骏的弟弟杨济一向跟傅咸友好,他给傅咸写信说:“江海的流水波涛滚滚,所以能成就它的深广。天下是个大器物,不可能很明白,而我看你是每件事都想弄明白。你生性痴呆,却想明了官事,而官事也是不容易明白的。明了官事正该痴呆,又是痛快的事。左丞总领朝廷,辅正八座公卿百官,此位不容易居。以你的任性直言而又处在不易居的职位,就更不容易了。想得头疼,所以陈述如上。”傅咸答复说:“卫公说,用酒色杀人,这比作正直之人更厉害。因贪酒色而死,个人不后悔。事先害怕因正直招致灾祸,这是由于心地不正直,想把苟且偷生当作聪明圣哲罢了!自古以来因正直招致祸患的人,应是自己矫枉过正,或者不够忠诚允当,要用极度的严酷树立声誉,所以遭致忿恨。哪有诚恳尽忠而被嫉妒憎恨的呢!”过了不久,杨骏被诛,傅咸转任太子中庶子,升为御史中丞。

  当时是太宰、汝南王司马亮辅佐朝政。傅咸致书说:“我认为商朝的太甲、周朝的成王时值年幼,所以才会有伊尹、周公辅政的事情。前代圣贤尚且免不了被怀疑,何况现在的臣属本非圣人,君王也非孺子,怎么可以仿效伊尹周公的旧事呢!君主居丧,听命于太宰,杨骏无礼,却想当伊尹周公,自以为可以辅佐朝政,安定天下,所以致死。他的罪行已不可胜数,这是殿下你目睹了的。杨骏遭讨伐,出自天子的圣明,孟观、李肇只是参与知道密旨罢了。至于评论功劳,应当归于皇上。孟观等人已经是几千户的大县侯爵,圣上因为诛杀杨骏莫大欢欣,所以论功行赏宁可优厚,以表达他的喜悦心情。这是群臣下属应当权衡的实情。可是现在却由此鼓动怂恿,东安公封为王,孟观、李肇都封为郡公,其余封为侯、伯、子、男,虚妄加封之后,又使三等破格升迁。这种显赫的气势,震动大地,自古以来,没有过这样的封赏。没有功劳却厚加封赏,就没有谁不高兴国家有灾祸,因为灾祸兴起又会有大功了。人们以祸乱为乐,哪还有个极限呢!这种作法,都出自东安公。殿下就任后,自当有办法纠正它。用大道使之正,众人还有什么愤怒呢?众人所愤怒的,只在于不公平罢了。如今都在背地议论,没有谁不大失所望。我愚钝,不只是失望而已,还私下感到忧虑。另外,声讨杨骏的时候,殿下你还在朝廷之外,委实不曾参与。现在要委以重任,所以让殿下论功。论功的事,实在不容易处置,不如坐观其利弊得失,就有居位正直的事实了。”

  傅咸又因司马亮辅政专权,便上谏言:“杨骏有让国君震动的威势,委任亲戚,这是天下喧哗的原因。现在你居职辅政,应纠正这种过失。我觉得应该静心养神,有大的得失,便维持处理,除了大事,一律抑制遣散。四次拜访贵府以及平时经过您的门前,总见官宦车马,充塞街道,这种夙习,也应止息。另外夏侯长容奉使为先帝请命,祈祷没有感动上苍,先帝驾崩,夏侯长容应该引咎自责,可是现在却自求请命的功劳,你竟任命他为少府。我私下认为,夏侯长容是你的姻亲,所以才至如此。‘一犬吠形,群犬吠声’。因害怕群犬的叫声,于是就不可依从了。我的为人,就是不能当面阿谀顺从,背后又有诽谤之言。原来曾经触犯杨骏,几乎身遭祸害,何况对殿下,自当有所珍惜。先前随驾,你对我说:‘你难道不知道韩非子所说的触犯人君如同触摸龙倒生的鳞片的话吗?而你竟然在触摸天子倒生的鳞片。’我自知所陈述的,的确是在不停止地触摸猛兽的胡须。而我之所以敢言,是希望殿下你会了解我区区之心。先前摸天子倒生的鳞片,想要尽忠;现在触摸猛兽的胡须,也不是要作恶,因而必将被宽恕。”司马亮没有采纳。夏侯长容就是夏侯骏。

  五月二十八日,下诏让百官推荐各郡县的官员补充朝官。傅咸又上书说:“我认为国家兴隆教化的关键,在于选取人才给予恰当的官职。才能不只一类,职务各有不同。例如林木,粗细曲直,各有用途。所以明察并举荐出身微贱之人,谋划咨询不论内外,内外任职,只求合宜,现在选拔任用,只推重内官;地方官举荐既已偏废,又多生枝节,人们争当朝官轻视地方任职。便成风俗。这种弊病真应该马上改正,使内官外职选拔渠道畅通而且无所偏重。使渠道畅通无所偏颇之后,如果选用不公平,就有办法重责;责罚加重,就不用担心不公平了。再说,粘住弦就不能调瑟,何况选拔人才任职又怎么可以限制呢?我想之所以限制,是为了防止选用不能超出众人,若不能超出众人,应按事情制裁,不用限制选用办法。选拔办法有限制,要想实行久远,恐怕也太拘泥了吧!有人认为不制定选拔办法,凭什么选拔,我听说用刑罚惩治小人,用道义要求君子,对君子的要求在内心而不在限制。正始年间(240~248),委任何晏选举,朝廷内外的各种职官都得到了合适的人才,杰出的人才于此可观。所以这样,不是用限制统御,也不是凭措施招致,而是委任的原因,受委任者的担心,比限定方法更厉害。这是因为办法失误,不是自己的过失,既然过错不在自己,责备他也不用担忧,正所谓‘用刑律使人们行动统一,人们虽免于犯法,却没有廉耻之心’。如果用委任之法,一是考虑罪责连及自己,二是害怕遭到怨恨诽谤。自己快意则朝廷内外称颂,自己不善则各种罪恶加身,这种使人胆颤心惊,与依靠限定法律幸免哪种更有效呢?”

  傅咸再次任本郡中正,时值继母去世离职。不久起用为议郎,并兼任司隶校尉。傅咸前后推辞多次,都未获准。朝廷让使者到家中授职,傅咸又送还印绶。公车不为他通报,催促他就职理事。傅咸由于没有兄弟,丧祭无人主持,又再次请求,于是让他在官舍设灵位。傅咸又上表说:“我既然驽钝懦弱,不能担当重任。又加上哀丧,请假休息时日,陛下过分厚意,授予我难以胜任之职。我表白赤诚之心,冒死上报,既已违诏,最终不会改变。我虽然不能以死保全礼教,但按道义也不能回心转意,空受恩宠。以前接受严诏,任职之时,私下发誓,以死为报。因为贿赂之风流行,应该深深杜绝,务必敕令都官,以此事为首。可是经年累月,未有所获。这是因为陛下有奖励的办法,考虑到愚昧不明之人,必定死亡或系罪,所以自然掩饰检点过失以避免锋芒。在职已有时日,既没有显赫的举止,又不能应弦落鸟,谁人还会害怕?所以光禄大夫刘毅当司隶,声威震动朝廷内外,远近清正肃敬。不单是刘毅有辅助王室、尽忠君王的节操,也是由于他所陈奏的都依从,所以威风才能施展。”诏书说:“你只应想到一切都符合绳墨法度,让威风日益伸展,又哪只是一个刘毅呢?”

  当时朝廷政治宽松,豪强大族放纵恣事,交私友讠乇人情,朝野混乱。傅咸上奏罢免河南尹澹、左将军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肃敬,贵戚慑威伏服。傅咸认为“圣人治理大道长久,天下才成教化。因此尧舜三年考核政绩,九年讨论升降职务。《周礼》也实行三年大比。孔子也说过:‘三年有成。’可到了近来,长吏到官署任职,不久就改任。百姓为没有固定的官员而困扰,吏卒为送旧迎新而疲劳”。当时的仆射王戎兼管吏部,傅咸上奏说:“王戎位在台辅,兼管选举,却没有使风俗宁静,聚集功绩,致使人心倾侧不安,大开浮竞之风。中郎李重、李义也不加以匡正。我请求免除王戎等人的职务。”诏书说:“政道的根本,确实应当任职长久,傅咸上奏的正确。王戎的职责在于评议事理,是我所推崇委任的,禁止免职。”御史中丞解结认为傅咸弹劾王戎是违背典制,越位侵权,干涉了非他职权之内的事,于是上奏罢免傅咸的官职,诏书也不同意。

  傅咸上疏认为:“按照法令,御中中丞督察百官。皇太子以下诸事,在检校御史掌管行马的范围内,有违犯法令的人都要弹劾纠正,即使在行马范围以外,如果监司不纠查,也可弹劾。按照法令条文,行马之内违背宪法,认为是禁止防范的事,宫廷内禁止防范,外官不能执行,所以让中丞专任。现在道路桥梁没有修建,斗殴诉讼的屠夫酤客接连不断,像这类事情,中丞推卸责任于州郡长官,就是现在所谓行马之内施行禁止防范。既然说中丞督察百官,又何必再说行马之内呢?既然说百官,就不能再说行马之内,内外的各种官员都叫百官,本来内外勾通了。司隶之所以不再说行马内外,也正是禁止防范的事已对中丞说过的缘故。中丞、司隶都纠察皇太子以下诸事,实际上是共同掌管内外,不是说中丞专管内廷百官,司隶专管外廷百官,自从有司隶、中丞以来,更互奏内外百官,只是所纠察的恐怕不会有内外的限制。而解结却突然对我横加指责,我先前之所以不辩解,是希望解结的奏疏能遂我心愿。现在既然不能如愿,而敕书说只是过失罢了,而不是言所不及,因此原谅。我掌管直谏之任,应当端正自身品德来为人表率,如果有过错,我就不敢接收原谅,因此陈述一下自己的愚见。司隶和中丞共同纠责皇太子以下诸事,那么从皇太子以下就没有谁不能纠查。如果能纠查皇太子却不能纠查尚书,这是我所不能明白的。皇太子算不算是行马之内呢?如果皇太子在行马之内就能纠查他,而尚书在行马之内却不能纠查,没有这个道理。道理本来很明白,而解结却以此指责我。我可以不怨恨,而旁观者难道也不奇怪吗?我记得石公在殿上脱衣服,被司隶荀恺所奏,先帝没认为不对,当时无人说是侵位越权,现在我纠查尚书,就合当有罪吗?”傅咸累次上书都称引过去的事实,条理清晰明了,朝廷无法改动。

  吴郡的顾荣时常给他的亲戚写信说:“傅咸当司隶,刚直忠勇果敢,弹劾的奏章让人吃惊。虽不是完美的人才,而在正直方面却很可贵。”元康四年(294)死在官署,享年五十六岁。诏书赠他为司隶校尉,一套朝服,一领袭衣,二十万钱,谥号叫贞。傅咸有三个儿子:傅敷、傅日希和傅纂。大儿子傅敷继承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