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人也。父瑗，尚书都令史。时尚书杜预有所增损，瑗 多驳正之，以公方著称。终于建平太守。璞好经术，博学有高才，而讷于言论，词 赋为中兴之冠。好古文奇字，妙于阴阳算历。有郭公者，客居河东，精于卜筮，璞 从之受业。公以《青囊中书》九卷与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攘灾转 祸，通致无方，虽京房、管辂不能过也。璞门人赵载尝窃《青襄书》，未及读，而 为火所焚。
惠怀之际，河东先扰。璞筮之，投策而叹曰：“嗟乎！黔黎将湮于异类，桑梓 其翦为龙荒乎！”于是潜结姻昵及交游数十家，欲避地东南。抵将军赵固，会固所 乘良马死，固惜之，不接宾客。璞至，门吏不为通。璞曰：“吾能活马。”吏惊入 白固。固趋出，曰：“君能活吾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长竿，东 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庙者，便以竿打拍，当得一物，宜急持归。得此，马活矣。” 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归。此物见死马，便嘘吸其鼻。顷之马起，奋迅嘶鸣， 食如常，不复见向物。固奇之，厚加资给。
行至庐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为军谘祭酒。时江淮清宴，孟康安之，无心南 渡。璞为占曰“败”。康不之信。璞将促装去之，爱主人婢，无由而得，乃取小豆 三斗，绕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见赤衣人数千围其家，就视则灭，甚恶之，请璞为卦。 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于东南二十里卖之，慎勿争价，则此妖可除也。”主 人从之。璞阴令人贱买此婢。复为符投于井中，数千赤衣人皆反缚，一一自投于并， 主人大悦。璞携婢去。后数旬而庐江陷。
璞既过江，宣城太守殷祐引为参军。时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类象，胸 前尾上皆白，大力而迟钝，来到城下，众咸异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 《遁》之《蛊》，其卦曰：“《艮》体连《乾》，其物壮巨。山潜之畜，匪兕匪武。 身与鬼并，精见二午。法当为禽，两灵不许。遂被一创，还其本墅。按卦名之，是 为驴鼠。”卜适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余，遂去不复见。郡纲纪上祠，请杀之。 巫云：“庙神不悦，曰：‘此是共阝亭驴山君鼠，使诣荆山，暂来过我，不须触之。’” 其精妙如此。祐迁石头督护，璞复随之。时有鼯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郡东当 有妖人欲称制者，寻亦自死矣。后当有妖树生，然若瑞而非瑞，辛螫之木也。傥有 此者，东南数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无锡县欻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连 理者，其年盗杀吴兴太守袁琇。或以问璞，璞曰：“卯爻发而沴金，此木不曲直而 成灾也。”王导深重之，引参己军事。尝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驾西出 数十里，得一柏树，截断如身长，置常寝处，灾当可消矣。”导从其言。数日果震， 柏树粉碎。
时元帝初镇鄴，导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东北郡县有‘武’ 名者，当出铎，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县有‘阳’名者，井当沸。”其后晋陵武进 县人于田中得铜铎五枚，历阳县中井沸，经日乃止。及帝为晋王，又使璞筮，遇 《豫》之《睽》，璞曰：“会稽当出钟，以告成功，上有勒铭，应在人家井泥中得 之。繇辞所谓‘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者也。”及帝即位，太兴初，会稽 剡县人果于井中得一钟，长七寸二分，口径四寸半，上有古文奇书十八字，云“会 稽岳命”，余字时人莫识之。璞曰：“盖王者之作，必有灵符，塞天人之心，与神 物合契，然后可以言受命矣。观五铎启号于晋陵，栈钟告成于会稽，瑞不失类，出 皆以方，岂不伟哉！若夫铎发其响，钟征其象，器以数臻，事以实应，天人之际不 可不察。”帝甚重之。
璞著《江赋》，其辞甚伟，为世所称。后复作《南郊赋》，帝见而嘉之，以为 著作佐郎。于时阴阳错缪，而刑狱繁兴，璞上疏曰：
臣闻《春秋》之义，贵元慎始，故分至启闭以观云物，所以显天人之统，存休 咎之征。臣不揆浅见，辄依岁首粗有所占，卦得《解》之《既济》。案爻论思，方 涉春木王龙德之时，而为废水之气来见乘，加升阳未布，隆阴仍积，《坎》为法象， 刑狱所丽，变《坎》加《离》，厥象不烛。以义推之，皆为刑狱殷繁，理有壅滥。 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蚀月。月者属《坎》，群阴之府，所以照察幽情，以 佐太阳者也。太白，金行之星，而来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坏其所以为法者 也。臣术学庸近，不练内事，卦理所及，敢不尽言。又去秋以来，沈雨跨年，虽为 金家涉火之祥，然亦是刑狱充溢，怨叹之气所致。往建兴四年十二月中，行丞相令 史淳于伯刑于市，而血逆流长标。伯者小人，虽罪在未允，何足感动灵变，致若斯 之怪邪！明皇天所以保祐金家，子爱陛下，屡见灾异，殷勤无已。陛下宜侧身思惧， 以应灵谴。皇极之谪，事不虚降。不然，恐将来必有愆阳苦雨之灾，崩震薄蚀之变， 狂狡蠢戾之妖，以益陛下旰食之劳也。
臣谨寻按旧经，《尚书》有五事供御之术，京房易传有消复之救，所以缘咎而 致庆，因异而迈政。故木不生庭，太戊无以隆；雉不鸣鼎，武丁不为宗。夫寅畏者 所以飨福，怠傲者所以招患，此自然之符应，不可不察也。案《解卦》繇云：“君 子以赦过宥罪。”《既济》云；“思患而豫防之。”臣愚以为宜发哀矜之诏，引在 予之责，荡除瑕衅，赞阳布惠，使幽毙之人应苍生以悦育，否滞之气随谷风而纾散。 此亦寄时事以制用，藉开塞而曲成者也。
臣窃观陛下贞明仁恕，体之自然，天假其祚，奄有区夏，启重光于已昧，廓四 祖之遐武，祥灵表瑞，人鬼献谋，应天顺时，殆不尚此。然陛下即位以来，中兴之 化未阐，虽躬综万机，劳逾日昃，玄泽未加于群生，声教未被乎宇宙，臣主未宁于 上，黔细未辑于下，《鸿雁》之咏不兴，康衢之歌不作者，何也？杖道之情未著， 而任刑之风先彰，经国之略未震，而轨物之迹屡迁。夫法令不一则人情惑，职次数 改则觊觎生，官方不审则秕政作，惩劝不明则善恶浑，此有国者之所慎也。臣窃为 陛下惜之。夫以区区之曹参，犹能遵盖公之一言，倚清靖以镇俗，寄市狱以容非， 德音不忘，流咏于今。汉之中宗，聪悟独断，可谓令主，然厉意刑名，用亏纯德。 《老子》以礼为忠信之薄，况刑又是礼之糟粕者乎！夫无为而为之，不宰以宰之， 固陛下之所体者也。耻其君不为尧舜者，亦岂惟古人！是以敢肆狂瞽，不隐其怀。 若臣言可采，或所以为尘露之益；若不足采，所以广听纳之门。愿陛下少留神鉴， 赐察臣言。
疏奏，优诏报之。
其后日有黑气，璞复上疏曰：
臣以顽昧，近者冒陈所见，陛下不遗狂言，事蒙御省。伏读圣诏，欢惧交战。 臣前云升阳未布，隆阴仍积，《坎》为法象，刑狱所丽，变《坎》加《离》，厥象 不烛，疑将来必有薄蚀之变也。此月四日，日出山六七丈，精光潜昧，而色都赤， 中有异物大如鸡子，又有青黑之气共相薄击，良久方解。案时在岁首纯阳之月，日 在癸亥全阴之位，而有此异，殆元首供御之义不显，消复之理不著之所致也。计去 微臣所陈，未及一月，而便有此变，益明皇天留情陛下恳恳之至也。
往年岁末，太白蚀月，今在岁始，日有咎谪。会未数旬，大眚再见。日月告衅， 见惧诗人，无曰天高，其鉴不远。故宋景言善，荧惑退次；光武宁乱，呼沲结冰。 此明天人之悬符，有若形影之相应。应之以德，则休祥臻；酬之以怠，则咎征作。 陛下宜恭承灵谴，敬天之怒，施沛然之恩，谐玄同之化，上所以允塞天意，下所以 弭息群谤。
臣闻人之多幸，国之不幸。赦不宜数，实如圣旨。臣愚以为子产之铸刑书，非 政事之善，然不得不作者，须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随时之宜，亦圣 人所善者。此国家大信之要，诚非微臣所得干豫。今圣朝明哲，思弘谋猷，方辟四 门以亮采，访舆诵于群心，况臣蒙珥笔朝末，而可不竭诚尽规哉！
顷之迁尚书郎。数言便宜，多研匡益。明帝之在东宫，与温峤、庾亮并有布衣 之好，璞亦以才学见重，埒于峤、亮，论者美之。然性轻易，不修威仪，嗜酒好色， 时或过度。著作郎干宝常诫之曰：“此非适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 用之恆恐不得尽，卿乃忧酒色之为患乎！”
璞既好卜筮，缙绅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其辞曰：
客傲郭生曰：“玉以兼城为宝，士以知名为贤。明月不妄映，兰葩岂虚鲜。今 足下既以拔文秀于丛荟，廕弱根于庆云，陵扶摇而竦翮，挥清澜以濯鳞，而响不彻 于一皋，价不登乎千金。傲岸荣悴之际，颉颃龙鱼之间，进不为谐隐，退不为放言， 无沈冥之韵，而希风乎严先，徒费思于赞味，摹《洞林》乎《连山》，尚何名乎！ 夫攀骊龙之髯，抚翠禽之毛，而不得绝霞肆、跨天津者，未之前闻也。”
郭生粲然而笑曰：“鹪鹩不可与论云翼，井蛙难与量海鰲。虽然，将祛子之惑， 讯以未悟，其可乎？
“乃者地维中绝，乾光坠采，皇运暂回，廓祚淮海。龙德时乘，群才云骇，蔼 若邓林之会逸翰，烂若溟海之纳奔涛，不烦咨嗟之访，不假蒲帛之招，羁九有之奇 骏，咸总之于一朝，岂惟丰沛之英，南阳之豪！昆吾挺锋，骕骦轩髦，杞梓竞敷， 兰荑争翘，嘤声冠于伐木，援类繁乎拔茅。是以水无浪士，岩无幽人，刈兰不暇， 爨桂不给，安事错薪乎！
“且夫窟泉之潜不思云翚，熙冰之采不羡旭晞，混光耀于埃蔼者，亦曷愿沧浪 之深，秋阳之映乎！登降纷于九五，沦涌悬乎龙津。蚓蛾以不才陆槁，蟒蛇以腾骛 暴鳞。连城之宝，藏于褐里，三秀虽艳，糜于丽采。香恶乎芬？贾恶乎在？是以不 尘不冥，不骊不骍，支离其神，萧悴其形。形废则神王，迹粗而名生。体全者为牺， 至独者不孤，傲俗者不得以自得，默觉者不足以涉无。故不恢心而形遗，不外累而 智丧，无岩穴而冥寂，无江湖而放浪。玄悟不以应机，洞鉴不以昭旷。不物物我我， 不是是非非。忘意非我意，意得非我怀。寄群籁乎无象，域万殊于一归。不寿殇子， 不夭彭涓，不壮秋豪，不小太山。蚊泪与天地齐流，蜉蝣与大椿齿年。然一阖一开， 两仪之迹，一冲一溢，悬象之节，涣互期于寒暑，凋蔚要乎春秋。青阳之翠秀，龙 豹之委颖，骏狼之长晖，玄陆之短景。故皋壤为悲欣之府，胡蝶为物化之器矣。
“夫欣黎黄之音者，不颦蟪蛄之吟；豁云台之观者，必閟带索之欢。纵蹈而咏 采荠，拥璧而叹抱关。战机心以外物，不能得意于一弦。悟往复于嗟叹，安可与言 乐天者乎！若乃庄周偃蹇于漆园，老莱婆娑于林窟，严平澄漠于尘肆，梅真隐沦乎 市卒，梁生吟啸而矫迹，焦先混沌而槁杌，阮公昏酣而卖傲，翟叟遁形以倏忽。吾 不能岁韵于数贤，故寂然玩此员策与智骨。”
永昌元年，皇孙生，璞上疏曰：
有道之君未尝不以危自持，乱世之主未尝不以安自居。故存而不忘亡者，三代 之所以兴也；亡而自以为存者，三季之所以废也。是以古之令主开纳忠谠，以弼其 违；标显切直，用攻其失。至乃闻一善则拜，见规诫则惧。何者？盖不私其身，处 天下以至公也。臣窃惟陛下符运至著，勋业至大，而中兴之祚不隆、圣敬之风未跻 者，殆由法令太明，刑教太峻。故水至清则无鱼，政至察则众乖，此自然之势也。
臣去春启事，以囹圄充斥，阴阳不和，推之卦理，宜因郊祀作赦，以荡涤瑕秽。 不然，将来必有愆阳苦雨之灾，崩震薄蚀之变，狂狡蠢戾之妖。其后月余，日果薄 斗。去秋以来，诸郡并有暴雨，水皆洪潦，岁用无年。适闻吴兴复欲有构妄者，咎 征渐成，臣甚恶之。顷者以来，役赋转重，狱犴日结，百姓困扰，甘乱者多，小人 愚险，共相扇惑。虽势无所至，然不可不虞。案《洪范传》，君道亏则日蚀，人愤 怨则水涌益，阴气积则下代上。此微理潜应已著实于事者也。假令臣遂不幸谬中， 必贻陛下侧席之忧。
今皇孙载育，天固灵基，黔首颙颙，实望惠润。又岁涉午位，金家所忌。宜于 此时崇恩布泽，则火气潜消，灾谴不生矣。陛下上承天意，下顺物情，可因皇孙之 庆大赦天下。然后明罚敕法，以肃理官，克厌天心，慰塞人事，兆庶幸甚，祯祥必 臻矣。
臣今所陈，暂而省之，或未允圣旨，久而寻之，终亮臣诚。若所启上合，愿陛 下勿以臣身废臣之言。臣言无隐，而陛下纳之，适所以显君明臣直之义耳。
疏奏，纳焉，即大赦改年。
时暨阳人任谷因耕息于树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 娠。积月将产，羽衣人复来，以刀穿其阴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后诣阙 上书，自云有道术。帝留谷于宫中。璞复上疏曰：“任谷所为妖异，无有因由。陛 下玄鉴广览，欲知其情状，引之禁内，供给安处。臣闻为国以礼正，不闻以奇邪。 所听惟人，故神降之吉。陛下简默居正，动遵典刑。案《周礼》，奇服怪人不入宫， 况谷妖诡怪人之甚者，而登讲肆之堂，密迩殿省之侧，尘点日月，秽乱天听，臣之 私情窃所以不取也。陛下若以谷信为神灵所凭者，则应敬而远之。夫神，聪明正直， 接以人事。若以谷为妖蛊诈妄者，则当投畀裔土，不宜令亵近紫闱。若以谷或是神 祇告谴、为国作眚者，则当克己修礼以弭其妖，不宜令谷安然自容，肆其邪变也。 臣愚以为阴阳陶烝，变化万端，亦是狐狸魍魉凭假作慝。愿陛下采臣愚怀，特遣谷 出。臣以人乏，忝荷史任，敢忘直笔，惟义是规。”其后元帝崩，谷因亡走。
璞以母忧去职，卜葬地于暨阳，去水百步许。人以近水为言，璞曰：“当即为 陆矣。”其后沙涨，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未期，王敦起璞为记室参军。是时颍川 陈述为大将军掾，有美名，为敦所重，未几而没。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 祖，焉知非福！”夫几而敦作难。时明帝即位逾年，未改号，而荧惑守房。璞时休 归，帝乃遣使赍手诏问璞。会暨阳县复上言曰赤乌见。璞乃上疏请改年肆赦，文多 不载。璞尝为人葬，帝微服往观之，因问主人何以葬龙角，此法当灭族。主人曰： “郭璞云此葬龙耳，不出三年当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答曰：“能致 天子问耳。”帝甚异之。璞素与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妇间，便入。璞曰： “卿来，他处自可径前，但不可厕上相寻耳。必客主有殃。”彝后因醉诣璞，正逢 在厕，掩而观之，见璞裸身被发，衔刀设醊。璞见彝，抚心大惊曰：“吾每属卿勿 来，反更如是！非但祸吾，卿亦不免矣。天实为之，将以谁咎！”璞终婴王敦之祸， 彝亦死苏峻之难。
王敦之谋逆也，温峤、庾亮使璞筮之，璞对不决。峤、亮复令占己之吉凶，璞 曰：“大吉。”峤等退，相谓曰：“璞对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夺敦魄。今吾等 与国家共举大事，而璞云大吉，是为举事必有成也。”于是劝帝讨敦。初，璞每言 “杀我者山宗”，至是果有姓崇者构璞于敦。敦将举兵，又使璞筮。璞曰：“无成。” 敦固疑璞之劝峤、亮，又闻卦凶，乃问璞曰；“卿更筮吾寿几何？”答曰：“思向 卦，明公起事，必祸不久。若住武昌，寿不可测。”敦大怒曰：“卿寿几何？”曰： “命尽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诣南冈斩之。璞临出，谓行刑者欲何之。曰： “南冈头。”璞曰：“必在双柏树下。”既至，果然。复云：“此树应有大鹊巢。” 众索之不得。璞更令寻觅，果于枝间得一大鹊巢，密叶蔽之。初，璞中兴初行经越 城，间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遗之。其人辞不受，璞曰：“但取，后自当知。” 其人遂受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时年四十九。及王敦平，追赠弘农太守。
初，庾翼幼时尝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倾，长顺之初子 凋零。”及康帝即位，将改元为建元，或谓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邪？丘山上名， 此号不宜用。”冰抚心叹恨。及帝崩，何充改元为永和，庾翼叹曰：“天道精微， 乃当如是。长顺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令筮其后嗣，卦成， 曰：“卿诸子并当贵盛，然有白龙者，凶征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 后冰子蕴为广州刺史，妾房内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来，其妾秘爱之，不令 蕴知。狗转长大，蕴入，是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长而弱，异于常狗，蕴甚怪之。将 出，共视在众人前，忽失所在。蕴慨然曰：“殆白龙乎！庾氏祸至矣。”又墓碑生 金。俄而为桓温所灭，终如其言。璞之占验，皆如此类也。
璞撰前后筮验六十余事，名为《洞林》。又抄京、费诸家要最，更撰《新林》 十篇、《卜韵》一篇。注释《尔雅》，别为《音义》、《图谱》。又注《三苍》、 《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及《楚辞》、《子虚》、《上林赋》数十万 言，皆传于世。所作诗赋诔颂亦数万言。子骜，官至临贺太守。
葛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人也。祖系，吴大鸿胪。父悌，吴平后入晋，为邵陵 太守。洪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遂以儒学知名。性寡 欲，无所爱玩，不知棋局几道，摴蒱齿名。为人木讷，不好荣利，闭门却扫，未尝 交游。于余杭山见何幼道、郭文举，目击而已，各无所言。时或寻书问义，不远数 千里崎岖冒涉，期于必得，遂究览典籍，尤好神仙导养之法。从祖玄，吴时学道得 仙，号曰葛仙公，以其练丹秘术授弟子郑隐。洪就隐学，悉得其法焉。后师事南海 太守上党鲍玄。玄亦内学，逆占将来，见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传玄业，兼综练 医术，凡所著撰，皆精核是非，而才章富赡。
太安中，石冰作乱，吴兴太守顾秘为义军都督，与周等起兵讨之，秘檄洪为 将兵都尉，攻冰别率，破之，迁伏波将军。冰平，洪不论功赏，径至洛阳，欲搜求 异书以广其学。
洪见天下已乱，欲避地南土，乃参广州刺史嵇含军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 年，征镇檄命一无所就。后还乡里，礼辟皆不赴。元帝为丞相，辟为掾。以平贼功， 赐爵关内侯。咸和初，司徒导召补州主簿，转司徒掾，迁谘议参军。干宝深相亲友， 荐洪才堪国史，选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固辞不就。以年老，欲练丹以祈遐寿， 闻交阯出丹，求为句漏令。帝以洪资高，不许。洪曰：“非欲为荣，以有丹耳。” 帝从之。洪遂将子侄俱行。至广州，刺史邓岳留不听去，洪乃止罗浮山炼丹。岳表 补东官太守，又辞不就。岳乃以洪兄子望为记室参军。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述 不辍。其自序曰：
洪体乏进趣之才，偶好无为之业。假令奋翅则能陵厉玄霄，骋足则能追风蹑景， 犹欲戢劲翮于于鹪鷃之群，藏逸迹于跛驴之伍，岂况大塊禀我以寻常之短羽，造化 假我以至驽之蹇足？自卜者审，不能者止，又岂敢力苍蝇而慕冲天之举，策跛鳖而 追飞兔之轨；饰嫫母之笃陋，求媒阳之美谈；推沙砾之贱质，索千金于和肆哉！夫 僬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踪，近才所以踬碍也；要离之羸而强赴扛鼎之势，秦人所以 断筋也。是以望绝于荣华之途，而志安乎穷圮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荜有藻棁 之乐也。故权贵之家，虽咫尺弗从也；知道之士，虽艰远必造也。考览奇书，既不 少矣，率多隐语，难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寻究，自非笃勤不能悉见也。
道士弘博洽闻者寡，而意断妄说者众。至于时有好事者，欲有所修为，仓卒不 知所从，而意之所疑又无足谘。今为此书，粗举长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于翰 墨，盖粗言较略以示一隅，冀悱愤之徒省之可以思过半矣。岂谓暗塞必能穷微暢远 乎，聊论其所先觉者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书，不但大而笑之，又将 谤毁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黄白之事，名曰《内篇》，其余驳难通释，名曰《外篇》， 大凡内外一百一十六篇。虽不足藏诸名山，且欲缄之金匮，以示识者。
自号抱朴子，因以名书。其余所著碑诔诗赋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 吏、隐逸、集异等传各十卷，又抄《五经》、《史》、《汉》、百家之言、方技杂 事三百一十卷，《金匮药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
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辩玄赜，析理入微。后忽与 岳疏云：“当远行寻师，克期便发。”岳得疏，狼狈往别。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 睡而卒，岳至，遂不及见。时年八十一。视其颜色如生，体亦柔软，举尸入棺，甚 轻，如空衣，世以为尸解得仙云。
史臣曰：景纯笃志绨缃，洽闻强记，在异书而毕综，瞻往滞而咸释；情源秀逸， 思业高奇；袭文雅于西朝，振辞锋于南夏，为中兴才学之宗矣。夫语怪征神，伎成 则贱，前修贻训，鄙乎兹道。景纯之探策定数，考往知来，迈京管于前图，轶梓窀 于遐篆。而宦微于世，礼薄于时，区区然寄《客傲》以申怀，斯亦伎成之累也。若 乃大塊流形，玄天赋命，吉凶修短，定乎自然。虽稽象或通，而厌胜难恃，禀之有 在，必也无差，自可居常待终，颓心委运，何至衔刀被发，遑遑于秽向之间哉！晚 抗忠言，无救王敦之逆；初惭智免，竟毙“山宗”之谋。仲尼所谓攻乎异端，斯害 也已，悲夫！稚川束发从师，老而忘倦。奇册府，总百代之遗编；纪化仙都，穷 九丹之秘术。谢浮荣而捐杂艺，贱尺宝而贵分阴，游德栖真，超然事外。全生之道， 其最优乎！
赞曰：景纯通秀，夙振宏材。沈研鸟册，洞晓龟枚。匪宁国衅，坐致身灾。稚 川优洽，贫而乐道。载范斯文，永传洪藻。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祖父傅燮，是汉代的汉陽太守。父亲傅干，是魏国的扶风太守。傅玄少时孤苦贫寒，博学，很会写文章，懂得乐律。性格刚强正直，不能容忍别人的短处。郡里任为计吏，两次推举为孝廉，太尉征召，都不就任。参加州考中了秀才，任郎中，与东海缪施都因当时的美名而被选为著作郎，撰集魏书。后来参知安东、卫军军事。转任温县县令，又升迁为弘农太守。掌管典农校尉之职。居官称职，多次上书陈奏，辅正很多。五等制建立后，封为鹑觚男爵。武帝司马炎当晋王时，曾委任他为散骑常侍。等到武帝受禅继位，晋级为子爵，加官驸马都尉。
武帝刚即位，广泛采纳直言，开通不忌讳的言路，傅玄跟散骑常侍皇甫陶共同掌管谏官之职。傅玄上疏说：“我听说先王君临天下，申明弘大教化，增加礼义风节；教化在朝廷兴盛，公议就在下面流行，上下共同奉行，人人怀有仁义之心。灭亡了的秦朝荡灭先王典制，用苛法统治，仁义之心就衰亡了。近代魏武帝曹操喜欢法术，于是天下看重刑名；魏文帝曹丕仰慕通晓事理，于是天下轻视守节。从此以后朝纲不能统理，因而空虚无用放诞不羁的议论充斥朝野，致使天下不再有公正的议论，亡秦的弊病又在今天复发。陛下的道德至高无上，王朝兴起，承继帝位，弘扬尧舜的教化，广开正言直谏的道路，体验夏禹的节约俭朴，综合商周的典章杂文，我只有感叹而已，还打算说什么呢！只是没有推荐志操高远彬彬有礼的臣子，来敦厚风节；没有罢黜虚伪卑鄙的小人，以惩戒不恭敬的臣子，我因此还敢有话说。”诏书答复说：“推荐志操高远有礼义之臣，这是当今尤其重要的事。”于是让傅玄草拟诏书献上。傅玄又上疏说：
我听说舜举荐五臣，无为而治，这是因为用人得到了要领。因为天下各种官职杂乱，不可不审察得到合适的人。不得到合适的人，一天就浪费不少资财，何况累积时日呢？《尚书·皋陶谟》上说：“不要空置百官”，是说职位不能长久废弃。那些病了一百天还不痊愈的人，应当让他离职，给他优厚的礼遇俸秩供奉他，病愈之后再用。臣下在朝不会废弃职位，国家，没有闲官的拖累，这是王政的当务之急。
我听说前代帝王按士农工商分工来治理国事，各有一业而事情不同。士人以上的子弟，为他们建立太学教育他们，选择圣明的老师教导他们，按他们各自的才能优劣授职任用。农业要使粮食丰收，工业要使器具充足，商贾要使货物流通。所以天下很大，百姓很多，没有一个人会空着手。分工的办法是如此的周密完备。而汉代魏代没有固定的分工，百官的子弟不学习五经六艺而从事交游，还不懂得做事就坐享朝廷俸禄；农业工业多有废弃，有的追逐暴利而离开他的正事；白白在太学挂名，却没听到过先王的教化。现在圣明的政治开始，可汉朝魏朝的失误没有改变，散官多而没设学校，不务正业的人多而从事农业的人少，工业制作的器物不尽合适用。我认为赶快制定制度，统一规划天下若干人为士人，使他们足以充当各种官吏；若干人是农民，使他们劳动三年足有一年的储备粮；若干人当工人，使得各种器具充足；若干人经商，足以使货物流通而已。尊崇儒道崇尚学术，以农业为贵，以商业为贱，这都是国家事务中的重要事务。
先前皇甫陶上奏，要求任命散官的事都经过考核，让他们亲自耕种，让天下享受粮食充足的好处。夏禹后稷，亲自务农，福祚流传后世，因此《礼记》中的《明堂》《月令》篇记载了天子籍田的制度。伊尹是古代的名臣，在有莘耕作；晏婴是齐国的大夫，躲避齐庄公的灾祸，也到海滨耕种。从前的圣明帝王，贤能俊杰之士，都曾经从事过农业生产。天子授人官职，对那些多余闲散没有事做的官员，不督促他们学习，就应当让他们耕作，没有理由放纵他们坐吃百姓的粮食。现在文武百官已经很多，而拜官不在其职的还多，加上服役当兵，不能种庄稼，又是农民的一半，这样面朝南坐食俸禄的人是前朝的三倍。让闲散多余的官员务农，收纳他们的租税，私人也得到实利，而天下的粮食就可以不缺乏了。家家的粮食充足，当儿子的就孝顺，做父亲的就慈爱，当兄长的就友爱，当弟弟的就孝悌。天下丰衣足食，那么仁义教化不用命令就已实行。为政的关键，按照总人数来设置官员，分工到人授以职事，士农工商的分工是时刻都不能废弃的。如果不能精确制定相应的制度，就应考核天下的文武官员，能为长官辅佐的人让他们学习，其余的都让他们务农。至于百工商贾中有多余的人，也都让他们从事农业。像这样务农，有什么不充足呢？《尚书·舜典》中说：“三年考核一次政绩，三次考核后罢黜低劣升迁优异的人。”可见九年之后才有升迁的次第。所以居官时间久，才会想到建立良好的教化；居官时间短，就会争着干一些有政绩的事。六年期限，时间不长，贬黜或升迁都不够周密。皇甫陶所上奏之事，合乎古代礼制。
儒家学术，是王政的首事。遵从儒道，看重儒业，重视儒士选拔，尚且还担心教化不能推崇；现在竟然又不以儒学为当务之急，我怕一天天衰落却还没察觉。孔子说过：“人能弘扬道，不是道弘扬人。”如此说来，那么尊重儒道的人，不只是尊重儒家的书而已，而要尊重儒家的人。所谓看重儒业，是不胡乱教育那些不合儒道的人；所谓重视儒士选拔，是不要胡乱任用不从儒道的人。像这样，学校教育大纲就确立了。
书上奏后，皇帝下诏说：“两位常侍所论很诚恳，可以说你们是想补益时事。可是主管的人大抵以常制来裁决，怎能不使你们抒发愤懑呢？两位常侍所论，有的列举了大纲而条目不详备，也可让他们裁制，然后让五曹尚书、二仆射、宗令等八座官员共同研究以求缜密。大凡关系到人君的言论，是臣子最难办的。而国君如果不能虚心采纳，就只会使自古以来的忠心之臣和直谏之人万分感慨，以至于闭口不语。每每想到这些，没有不叹息的。所以上次诏书要求臣下敢于直言，不要有所中止，差不多可以启发昏昧补正过失，永保帝位。如果言论有些可取，心情合乎忠诚，即使文辞有错误，言语有得失，都应当宽宥饶恕。古人尚且不拒绝别人背后议论批评，何况都是值得采纳的意思呢？近来孔..、綦毋騄都判为轻慢之罪，我之所以都宽恕了他们，正是要使天下人知道我大晋朝不必忌讳言论。”不久将傅玄升迁为侍中。
当初，傅玄推荐皇甫陶，等到入朝后两人就有抵触，傅玄因政事与皇甫陶争执，争吵声喧哗，被有司陈奏，两人都获罪免官。
泰始四年(268)，任命为御史中丞。当时多有水涝旱灾，傅玄又上疏说：
我听说圣明帝王承继天命，天时不一定没有灾害，因此尧有九年水灾，商汤有七年旱灾，只不过能用人事赈济它罢了。所以洪水滔天都能避免淹没，地不长草却不困乏。我想陛下您道德操行圣明，现时小小的水旱灾害，百姓没有大的饥荒，下发敬天命的诏书，寻求符合天意的言论，像夏禹商汤一样严格要求自己，同周文王一样谨慎小心，不敢怠慢。我很高兴，上疏陈述应该做的五件事：
第一件事是：现在耕种的人务求多种却因干旱不能成熟，白白浪费劳力没有收成。另外从前士兵用官府的牛，官府得收成的十分之六，士兵得十分之四，用私人的牛，与官府平分，施行已久，众心安定。现在一旦减少用官府牛的分成比例，官府得十分之八，士卒得十分之二；用私牛以及没有牛的，官府得十分之七，士兵得十分之三，人人失其所得，一定都不高兴。我以为雇佣士兵用官府的牛给他十分之四，用私人的牛与官府平分，那么天下士兵都欢欣鼓舞，爱惜粮食，就没有损农弃业的忧患了。
第二件事是：由于二千石俸禄的官吏虽然承奉致力农业的诏书，但还是不尽心尽责以获地利。从前汉代因开垦农田不务实，验证后诛杀二千石俸禄的官吏用十计算。我认为应该重申汉代的旧典，以警戒天下郡县，都用死刑督促他们。
第三件事是：魏代以来，没有留意兴修水利，先帝统领百官，把执掌河堤的分为四部，连同本部共有五位河堤谒者，因为水利事关重大，跟农事一并兴起不是一个人所能考虑周全的。现在河堤谒者只有一个人，管理天下各地水利，无法考虑周全。我看河堤谒者车谊也不懂水利形势，可转任别的职务，再选了解水利的人代替他。可以分为五部，使他们各自精通分掌的职事。
第四件事是：古代以一百方步为一亩，现在以二百四十方步为一亩，所差超过一倍。近代魏朝开始抽田税，不求多收田亩，但求休整劳力，所以白田收到十多斛，水田收几十斛。近来，一天天增加田亩的赋税，而种田的士兵更厉害，劳力不能休整，甚至一亩几斛以上，有的还不够偿还成本。并不是跟从前的天地不同，横遭灾祸，其弊病正是由于务求田亩增多而不休整劳力。我私下看到河堤谒者石恢很精于水利和农田，知道利弊，请求中书召见石恢，仔细寻问农业水利的得失，一定会有所补益。
第五件事是：我认为胡夷之族是人面兽心，不与华夏相同，鲜卑族最厉害。当初邓艾只想取得一时利益，没有考虑到后患，使鲜卑族几万人散居在民间，这必然会有灾祸。秦州刺史胡烈一向对西方有恩，现在胡烈前往，各种胡人虽然已没有作乱，必将消除，但兽心难保不发，不一定能长治久安。如果以后有动乱的迹兆，胡烈的计谋能制伏他们。只是担心胡虏刚刚被征讨所困，就会向东逃到安定，向西逃到武威，表面上降服，能够騷动时还是騷动。这两郡不受胡烈控制，那么凶恶的胡人东西都有窟穴缓冲漫游，所以以后再生祸患，是没有办法禁止的。应该在高平川再设一郡，让安定西州的都尉征募乐意迁徙的百姓，大量免除徭役之数来补充，打通北行道路，渐渐充实边境。最好考虑这两郡和所置的郡都统一属于秦州，使胡烈能够统管边境事宜。
诏书说：“得到所陈奏的应办之事，谈到农事的得失和水利官员的兴废，以及安定边境抗御胡夷政事宽严的事、陈述周详完备，一应俱全，这的确是治国的根本大事，当今的迫切任务。论述都正确，深知你忠心王室，你要更广泛地思考应做之事，并把情况告诉我。”
泰始五年(269)，任太仆。当时连年五谷不登，西羌胡人騷扰边境，皇帝下诏让公卿讨论。傅玄应答皇帝所问，陈述事理恳切率直，虽没有全部施行，但时常被宽容。转任司隶校尉。
献皇后在弘训宫驾崩，设立祭丧的位置。按旧制，司隶应在端门外面就坐，在众卿之上，独坐一席。进入宫殿，按本品的官秩在众卿之下，按次序坐，与人同坐一席。而谒者认为弘训宫是在殿内，把傅玄的位置设在卿位之下。傅玄大怒，大声呵叱谒者。谒者假称是尚书安排的，傅玄面对百官大骂尚书并下了席。御史中丞庾纯上奏傅玄大不敬，傅玄自己上表又不符事实，坐罪免官。然而傅玄天性严峻急躁，遇事不能有所宽容；每次有奏疏检举，或遇天晚，便手捧奏章，整饬冠带，焦躁不安地不睡觉，坐着等天亮。于是那些无官职的王公贵族畏惧屈服，尚书顿生威风。不久死在家中，享年六十二岁，谥号叫刚。
傅玄年少时在河内避难，专心读书，其后虽然显达富贵，但著述没有荒废。撰述著作评论治国的三教九流以及三史旧事，评断得失，各为条例，书名叫《傅子》，分为内、外、中三篇，共有四部、六录，合共一百四十首，几十万字，连同文集一百余卷流行于世。傅玄当初写成内篇，儿子傅咸交给司空王沈看。王沈给傅玄的信中说：“看到您所著的书，言辞宏富道理齐备，筹划治理国家大事，重视儒家教化道义，足以堵塞杨朱、墨翟学说的放浪形迹，可以跟往古的荀况、孟轲相比并。每次开卷，没有不感慨叹息的。‘不见贾谊，自己认为超过他，现在才知道比不上’。真是这样啊！”
后来追封为清泉侯，儿子傅咸继承爵位。
傅咸字长虞，刚正简直有大节。风度品行严整，见多识广聪慧明达，疾恶如仇，推举贤能，乐善好施，经常仰幕季文子、仲山甫的志向。喜欢写文论，虽然文采不够绚丽，但言论可为鉴戒。颍川的庾纯常常感叹说：“傅长虞的文章与诗人的创作接近了。”
咸宁初年(275)，继承父亲的爵位，拜为太子洗马，累迁为尚书右丞，出朝任冀州刺史，后母杜氏不肯随傅咸前往，于是傅咸上表请求免职。三旬之后，改任为司徒左长史。当时武帝注意政事，下诏向朝臣访求政事好坏。傅咸上书说：“陛下身处最显贵的地位，却干布衣所做的事，亲自日理万机，辛苦操劳到太陽偏西。从前的帝王，亲自干微薄的事，以利天下，也不会超过陛下。但是自泰始初(265)创基到如今，十五年了，而军队国家不够充实，百姓不够富裕，一个年成不好，便有饥荒出现，的确是因为官职太多事务冗杂，免除徭役的人又多又滥，蚕食的人多而务农的人少。我因愚昧粗疏，愧居本职，每每见到诏书思虑百姓年成的饥馑，没法补益，万分惭愧，岂敢不竭尽愚虑，回答皇上的询问呢？从前有四位都督，现在加上监军，就超过十人。夏禹划分土地，分为九州，现在的刺史，几乎是原来的一倍，住户人口只比得上汉代的十分之一，设置的郡县就更多。空空的校尉牙门，无益于宫中警卫，却凭空设置军府，动辄有几百个。五等诸侯，又设置官属。各种宠幸的给养，都从百姓中拿出。一人不种田，就有人受饥饿，现在不种田的，不计其数。纵使五谷丰收，也仅仅能满足青黄相接；突然有灾患，便供养不上。我认为当务之急，要先合并官职，简省琐事，宁息差事，停止徭役，上下齐心，致力农业生产。”
傅咸在任多能主持公道。豫州大中正夏侯骏上书说：鲁国小中正、司空司马孔毓，四次转移养病处所，不能接待宾客，请求让尚书郎曹馥代替孔毓。十多天后又上疏让孔毓继续当中正。司徒三次推辞不受理，夏侯骏仍坚持己见。傅咸认为夏侯骏褒贬随心所欲，便上奏罢免他的大中正之职。司徒魏舒与夏侯骏有姻亲关系，屡次推托不签署，傅咸据理力争费尽口舌。魏舒最终不同意，傅咸于是独自上书。魏舒上奏说傅咸毁谤过激，不够正直，下诏让他转任车骑司马。
傅咸见世俗奢侈，又上书说：“我认为衣食难以生产，如果不节约使用，没缘由不缺乏。所以先王风化天下，吃肉穿帛，都有定制。我私下认为奢侈浪费，比天灾还厉害。古时候帝尧只有茅草屋，现在的平民百姓却竞相建宽大的房屋；古时候大臣没有精美的食物，现在的商人竖子都能饱餐美味佳肴；古时候后妃才有特殊的服饰，而今奴婢妻妾都穿戴绫罗绸缎；古时候大夫才有车骑，现在低贱的奴隶也驾轻车骑肥马。古时候人口稠密地域狭小却有储蓄，是因为节俭；现在土地宽广人口稀少却忧虑不足，是因为奢侈。想时俗节俭，应当禁止奢侈；奢侈不禁止，便会竞相比高。以前毛王介任吏部尚书，没人敢穿漂亮衣服、吃美味食物。魏武帝感叹到：‘我的法令不如毛尚书。’假使各部的用心，都像毛王介一样，风俗的改变，确实不是困难的事情。”又议论把县里的监狱移到郡，以及应当建立两社，朝廷都同意了。迁任尚书左丞。
惠帝司马衷继位，杨骏辅佐朝政。傅咸对杨骏说：“事情随时而变，礼义随时而宜，天子不实行居丧之制已很久了。因为世风更加衰落，政事不可代为治理，所以虽然处在哀痛的服丧期间，还要亲自日理万机。到汉文帝刘恒时，他认为天下庞大，服丧太重难以持久，于是制定了下葬后就除服。武皇帝司马炎大孝敦厚，也随时除服，制定守心丧三年，至于日理万机的大事，则忙得没有空闲的时候。现在圣上想把政事交给你，让他守丧自居，这虽然是谦让的态度，可天下的人并不认为很合适。其不很合适的原因，是因为万民仰慕敬戴天子，如果听命太宰，恐怕遮蔽了天光。人心既然如此，那么你处在摄政地位也不会容易。我私下认为治丧已经完毕，你应当想到兴废的时宜。周公是圣人，且不能避免毁谤。由此推断，周公任职已经不容易处理，何况现在圣上的年龄不是周成王的年龄呢？我得意忘言，话语不容易说透。如果你能觉察到我的诚意，话语又哪在乎多呢？”当时司隶荀恺的堂兄死了，自己上表赴丧，诏书同意还没下达，荀恺便拜访杨骏。傅咸因此上奏说：“死丧是令人哀戚的，兄弟之丧更令人伤怀，荀恺同堂去世，也才几天，天子怜悯，同意他临丧。诏书还没下就去辞行，拜访要人，急于表现谄媚的恭敬，并无友爱兄弟的真情。应当从重贬黜，以崇尚风俗教化。”天子以为杨骏管理朝政，有诏下问，杨骏很害怕。傅咸又给杨骏写信，讽谏切直，杨骏稍稍收敛，逐渐产生不满。便想让傅咸出任京兆、弘农太守，杨骏的外甥李斌劝说杨骏，不应该贬斥正直的人出任外官，才得以中止。
杨骏的弟弟杨济一向跟傅咸友好，他给傅咸写信说：“江海的流水波涛滚滚，所以能成就它的深广。天下是个大器物，不可能很明白，而我看你是每件事都想弄明白。你生性痴呆，却想明了官事，而官事也是不容易明白的。明了官事正该痴呆，又是痛快的事。左丞总领朝廷，辅正八座公卿百官，此位不容易居。以你的任性直言而又处在不易居的职位，就更不容易了。想得头疼，所以陈述如上。”傅咸答复说：“卫公说，用酒色杀人，这比作正直之人更厉害。因贪酒色而死，个人不后悔。事先害怕因正直招致灾祸，这是由于心地不正直，想把苟且偷生当作聪明圣哲罢了！自古以来因正直招致祸患的人，应是自己矫枉过正，或者不够忠诚允当，要用极度的严酷树立声誉，所以遭致忿恨。哪有诚恳尽忠而被嫉妒憎恨的呢！”过了不久，杨骏被诛，傅咸转任太子中庶子，升为御史中丞。
当时是太宰、汝南王司马亮辅佐朝政。傅咸致书说：“我认为商朝的太甲、周朝的成王时值年幼，所以才会有伊尹、周公辅政的事情。前代圣贤尚且免不了被怀疑，何况现在的臣属本非圣人，君王也非孺子，怎么可以仿效伊尹周公的旧事呢！君主居丧，听命于太宰，杨骏无礼，却想当伊尹周公，自以为可以辅佐朝政，安定天下，所以致死。他的罪行已不可胜数，这是殿下你目睹了的。杨骏遭讨伐，出自天子的圣明，孟观、李肇只是参与知道密旨罢了。至于评论功劳，应当归于皇上。孟观等人已经是几千户的大县侯爵，圣上因为诛杀杨骏莫大欢欣，所以论功行赏宁可优厚，以表达他的喜悦心情。这是群臣下属应当权衡的实情。可是现在却由此鼓动怂恿，东安公封为王，孟观、李肇都封为郡公，其余封为侯、伯、子、男，虚妄加封之后，又使三等破格升迁。这种显赫的气势，震动大地，自古以来，没有过这样的封赏。没有功劳却厚加封赏，就没有谁不高兴国家有灾祸，因为灾祸兴起又会有大功了。人们以祸乱为乐，哪还有个极限呢！这种作法，都出自东安公。殿下就任后，自当有办法纠正它。用大道使之正，众人还有什么愤怒呢？众人所愤怒的，只在于不公平罢了。如今都在背地议论，没有谁不大失所望。我愚钝，不只是失望而已，还私下感到忧虑。另外，声讨杨骏的时候，殿下你还在朝廷之外，委实不曾参与。现在要委以重任，所以让殿下论功。论功的事，实在不容易处置，不如坐观其利弊得失，就有居位正直的事实了。”
傅咸又因司马亮辅政专权，便上谏言：“杨骏有让国君震动的威势，委任亲戚，这是天下喧哗的原因。现在你居职辅政，应纠正这种过失。我觉得应该静心养神，有大的得失，便维持处理，除了大事，一律抑制遣散。四次拜访贵府以及平时经过您的门前，总见官宦车马，充塞街道，这种夙习，也应止息。另外夏侯长容奉使为先帝请命，祈祷没有感动上苍，先帝驾崩，夏侯长容应该引咎自责，可是现在却自求请命的功劳，你竟任命他为少府。我私下认为，夏侯长容是你的姻亲，所以才至如此。‘一犬吠形，群犬吠声’。因害怕群犬的叫声，于是就不可依从了。我的为人，就是不能当面阿谀顺从，背后又有诽谤之言。原来曾经触犯杨骏，几乎身遭祸害，何况对殿下，自当有所珍惜。先前随驾，你对我说：‘你难道不知道韩非子所说的触犯人君如同触摸龙倒生的鳞片的话吗？而你竟然在触摸天子倒生的鳞片。’我自知所陈述的，的确是在不停止地触摸猛兽的胡须。而我之所以敢言，是希望殿下你会了解我区区之心。先前摸天子倒生的鳞片，想要尽忠；现在触摸猛兽的胡须，也不是要作恶，因而必将被宽恕。”司马亮没有采纳。夏侯长容就是夏侯骏。
五月二十八日，下诏让百官推荐各郡县的官员补充朝官。傅咸又上书说：“我认为国家兴隆教化的关键，在于选取人才给予恰当的官职。才能不只一类，职务各有不同。例如林木，粗细曲直，各有用途。所以明察并举荐出身微贱之人，谋划咨询不论内外，内外任职，只求合宜，现在选拔任用，只推重内官；地方官举荐既已偏废，又多生枝节，人们争当朝官轻视地方任职。便成风俗。这种弊病真应该马上改正，使内官外职选拔渠道畅通而且无所偏重。使渠道畅通无所偏颇之后，如果选用不公平，就有办法重责；责罚加重，就不用担心不公平了。再说，粘住弦就不能调瑟，何况选拔人才任职又怎么可以限制呢？我想之所以限制，是为了防止选用不能超出众人，若不能超出众人，应按事情制裁，不用限制选用办法。选拔办法有限制，要想实行久远，恐怕也太拘泥了吧！有人认为不制定选拔办法，凭什么选拔，我听说用刑罚惩治小人，用道义要求君子，对君子的要求在内心而不在限制。正始年间(240～248)，委任何晏选举，朝廷内外的各种职官都得到了合适的人才，杰出的人才于此可观。所以这样，不是用限制统御，也不是凭措施招致，而是委任的原因，受委任者的担心，比限定方法更厉害。这是因为办法失误，不是自己的过失，既然过错不在自己，责备他也不用担忧，正所谓‘用刑律使人们行动统一，人们虽免于犯法，却没有廉耻之心’。如果用委任之法，一是考虑罪责连及自己，二是害怕遭到怨恨诽谤。自己快意则朝廷内外称颂，自己不善则各种罪恶加身，这种使人胆颤心惊，与依靠限定法律幸免哪种更有效呢？”
傅咸再次任本郡中正，时值继母去世离职。不久起用为议郎，并兼任司隶校尉。傅咸前后推辞多次，都未获准。朝廷让使者到家中授职，傅咸又送还印绶。公车不为他通报，催促他就职理事。傅咸由于没有兄弟，丧祭无人主持，又再次请求，于是让他在官舍设灵位。傅咸又上表说：“我既然驽钝懦弱，不能担当重任。又加上哀丧，请假休息时日，陛下过分厚意，授予我难以胜任之职。我表白赤诚之心，冒死上报，既已违诏，最终不会改变。我虽然不能以死保全礼教，但按道义也不能回心转意，空受恩宠。以前接受严诏，任职之时，私下发誓，以死为报。因为贿赂之风流行，应该深深杜绝，务必敕令都官，以此事为首。可是经年累月，未有所获。这是因为陛下有奖励的办法，考虑到愚昧不明之人，必定死亡或系罪，所以自然掩饰检点过失以避免锋芒。在职已有时日，既没有显赫的举止，又不能应弦落鸟，谁人还会害怕？所以光禄大夫刘毅当司隶，声威震动朝廷内外，远近清正肃敬。不单是刘毅有辅助王室、尽忠君王的节操，也是由于他所陈奏的都依从，所以威风才能施展。”诏书说：“你只应想到一切都符合绳墨法度，让威风日益伸展，又哪只是一个刘毅呢？”
当时朝廷政治宽松，豪强大族放纵恣事，交私友讠乇人情，朝野混乱。傅咸上奏罢免河南尹澹、左将军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肃敬，贵戚慑威伏服。傅咸认为“圣人治理大道长久，天下才成教化。因此尧舜三年考核政绩，九年讨论升降职务。《周礼》也实行三年大比。孔子也说过：‘三年有成。’可到了近来，长吏到官署任职，不久就改任。百姓为没有固定的官员而困扰，吏卒为送旧迎新而疲劳”。当时的仆射王戎兼管吏部，傅咸上奏说：“王戎位在台辅，兼管选举，却没有使风俗宁静，聚集功绩，致使人心倾侧不安，大开浮竞之风。中郎李重、李义也不加以匡正。我请求免除王戎等人的职务。”诏书说：“政道的根本，确实应当任职长久，傅咸上奏的正确。王戎的职责在于评议事理，是我所推崇委任的，禁止免职。”御史中丞解结认为傅咸弹劾王戎是违背典制，越位侵权，干涉了非他职权之内的事，于是上奏罢免傅咸的官职，诏书也不同意。
傅咸上疏认为：“按照法令，御中中丞督察百官。皇太子以下诸事，在检校御史掌管行马的范围内，有违犯法令的人都要弹劾纠正，即使在行马范围以外，如果监司不纠查，也可弹劾。按照法令条文，行马之内违背宪法，认为是禁止防范的事，宫廷内禁止防范，外官不能执行，所以让中丞专任。现在道路桥梁没有修建，斗殴诉讼的屠夫酤客接连不断，像这类事情，中丞推卸责任于州郡长官，就是现在所谓行马之内施行禁止防范。既然说中丞督察百官，又何必再说行马之内呢？既然说百官，就不能再说行马之内，内外的各种官员都叫百官，本来内外勾通了。司隶之所以不再说行马内外，也正是禁止防范的事已对中丞说过的缘故。中丞、司隶都纠察皇太子以下诸事，实际上是共同掌管内外，不是说中丞专管内廷百官，司隶专管外廷百官，自从有司隶、中丞以来，更互奏内外百官，只是所纠察的恐怕不会有内外的限制。而解结却突然对我横加指责，我先前之所以不辩解，是希望解结的奏疏能遂我心愿。现在既然不能如愿，而敕书说只是过失罢了，而不是言所不及，因此原谅。我掌管直谏之任，应当端正自身品德来为人表率，如果有过错，我就不敢接收原谅，因此陈述一下自己的愚见。司隶和中丞共同纠责皇太子以下诸事，那么从皇太子以下就没有谁不能纠查。如果能纠查皇太子却不能纠查尚书，这是我所不能明白的。皇太子算不算是行马之内呢？如果皇太子在行马之内就能纠查他，而尚书在行马之内却不能纠查，没有这个道理。道理本来很明白，而解结却以此指责我。我可以不怨恨，而旁观者难道也不奇怪吗？我记得石公在殿上脱衣服，被司隶荀恺所奏，先帝没认为不对，当时无人说是侵位越权，现在我纠查尚书，就合当有罪吗？”傅咸累次上书都称引过去的事实，条理清晰明了，朝廷无法改动。
吴郡的顾荣时常给他的亲戚写信说：“傅咸当司隶，刚直忠勇果敢，弹劾的奏章让人吃惊。虽不是完美的人才，而在正直方面却很可贵。”元康四年(294)死在官署，享年五十六岁。诏书赠他为司隶校尉，一套朝服，一领袭衣，二十万钱，谥号叫贞。傅咸有三个儿子：傅敷、傅日希和傅纂。大儿子傅敷继承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