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导之从子也，祖正，尚书郎。父旷，淮南太守。元帝之 过江也，旷首创其议。羲之幼讷于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尝谒周顗，顗察而异之。 时重牛心炙，坐客未啖，顗先割啖羲之，于是始知名。及长，辩赡，以骨鲠称，尤 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深为从伯敦、导 所器重。时陈留阮裕有重名，为敦主簿。敦尝谓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当不 减阮主簿。”裕亦目羲之与王承、王悦为王氏三少。时太尉郗鉴使门生求女婿于导， 导令就东厢遍观子弟。门生归，谓鉴曰：“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咸自矜持。 惟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鉴曰：“正此佳婿邪！”访之，乃羲之也，遂 以女妻之。
起家秘书郎，征西将军庾亮请为参军，累迁长史。亮临薨，上疏称羲之清贵有 鉴裁。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召为侍 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复授护军将军，又推迁不拜。扬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劝 使应命，乃遗羲之书曰：“悠悠者以足下出处足观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谓为然。至 如足下出处，正与隆替对，岂可以一世之存亡，必从足下从容之适？幸徐求众心。 卿不时起，复可以求美政不？若豁然开怀，当知万物之情也。”羲之遂报书曰： “吾素自无廊庙志，直王丞相时果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不于 足下参政而方进退。自兒娶女嫁，便怀尚子平之志，数与亲知言之，非一日也。若 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吾虽无专对之能，直谨守时命，宣国家威德，固当 不同于凡使，必令远近咸知朝廷留心于无外，此所益殊不同居护军也。汉末使太傅 马日磾慰抚关东，若不以吾轻微，无所为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
羲之既拜护军，又苦求宣城郡，不许，乃以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时殷浩与 桓温不协，羲之以国家之安在于内外和，因以与浩书以戒之，浩不从。及浩将北伐， 羲之以为必败，以书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为姚襄所败。复图再举，又遗浩书 曰：
知安西败丧，公私惋怛，不能须臾去怀，以区区江左，所营综如此，天下寒心， 固以久矣，而加之败丧，此可熟念。往事岂复可追，顾思弘将来，令天下寄命有所， 自隆中兴之业。政以道胜宽和为本，力争武功，作非所当，因循所长，以固大业， 想识其由来也。
自寇乱以来，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括囊至计，而疲竭根本，各从所 志，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忠言嘉谋弃而莫用，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何能 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岂得辞四海之责！追咎往事，亦何所复及，宜更虚己求 贤，当与有识共之，不可复令忠允之言常屈于当权。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 之志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都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任国钧 者，引咎责躬，深自贬降以谢百姓。更与朝贤思布平政，除其烦苛，省其赋役，与 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悬之急。
使君起于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举，未能事事允称。当董统之任而败丧至 此，恐阖朝群贤未有与人分其谤者。今亟修德补阙，广延群贤，与之分任，尚未知 获济所期。若犹以前事为未工，故复求之于分外，宇宙虽广，自容何所！知言不必 用，或取怨执政，然当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尽怀极言。若必亲征，未达此旨，果 行者，愚智所不解也。愿复与众共之。
复被州符，增运千石，征役兼至，皆以军期，对之丧气，罔知所厝。自顷年割 剥遗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参夷之刑耳，恐胜广之忧，无复日矣。
又与会稽王笺陈浩不宜北伐，并论时事曰：
古人耻其君不为尧舜，北面之道，岂不愿尊其所事，比隆往代，况遇千载一时 之运？顾智力屈于当年，何得不权轻重而处之也。今虽有可欣之会，内求诸己，而 所忧乃重于所欣。《传》云：“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外不宁，内忧已深。 古之弘大业者，或不谋于众，倾国以济一时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诚独运之明足以 迈众，暂劳之弊终获永逸者可也。求之于今，可得拟议乎！
夫庙算决胜，必宜审量彼我，万全而后动。功就之日，便当因其众而即其实。 今功未可期，而遗黎歼尽，万不余一。且千里馈粮，自古为难，况今转运供继，西 输许洛，北入黄河。虽秦政之弊，未至于此，而十室之忧，便以交至。今运无还期， 征求日重，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 此封内所痛心叹悼而莫敢吐诚。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愿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张，令殷浩、荀羡还据合 肥、广陵，许昌、谯郡、梁、彭城诸军皆还保淮，为不可胜之基，须根立势举，谋 之未晚，此实当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忧可计日而待。安危之机，易于反 掌，考之虚实，著于目前，愿运独断之明，定之于一朝也。
地浅而言深，岂不知其未易。然古人处闾阎行阵之间，尚或干时谋国，评裁者 不以为讥，况厕大臣末行，岂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系，决在行之，不可复持疑后 机，不定之于此，后欲悔之，亦无及也。
殿下德冠宇内，以公室辅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当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 者所以寤寐长叹，实为殿下惜之。国家之虑深矣，常恐伍员之忧不独在昔，麋鹿之 游将不止林薮而已。愿殿下暂废虚远之怀，以救倒悬之急，可谓以亡为存，转祸为 福，则宗庙之庆，四海有赖矣。
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振贷。然朝廷赋役繁重，吴会忧甚，羲之每上疏争之， 事多见从。又遗尚书仆射谢安书曰：
顷所陈论，每蒙允纳，所以令下小得苏息，各安其业。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 东海矣。
今事之大者未布，漕运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复催下， 但当岁终考其殿最。长吏尤殿，命槛车送诣天台。三县不举，二千石必免，或可左 降，令在疆塞极难之地。
又自吾到此，从事常有四五，兼以台司及都水御史行台文符如雨，倒错违背， 不复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纲纪，轻者在五曹。主者莅事，未尝得十 日，吏民趋走，功费万计。卿方任其重，可徐寻所言。江左平日，扬州一良刺史便 足统之，况以群才而更不理，正由为法不一，牵制者众，思简而易从，便足以保守 成业
仓督监耗盗官米，动以万计，吾谓诛翦一人，其后便断，而时意不同。近检校 诸县，无不皆尔。余姚近十万斛，重敛以资奸吏，令国用空乏，良可叹也。
自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反者众，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凋 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则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辄令其家 及同伍课捕。课捕不擒，家及同伍寻复亡叛。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又 有百工医寺，死亡绝没，家户空尽，差代无所，上命不绝，事起成十年、十五年， 弹举获罪无懈息而无益实事，何以堪之！谓自今诸死罪原轻者及五岁刑，可以充此， 其减死者，可长充兵役，五岁者，可充杂工医寺，皆令移其家以实都邑。都邑既实， 是政之本，又可绝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复如初耳。今除罪而充杂役，尽移 其家，小人愚迷，或以为重于杀戮，可以绝奸。刑名虽轻，惩肃实重，岂非适时之 宜邪！
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 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 室东土，与羲之同好。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 曰：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 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 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暢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暢，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 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 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 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 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 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 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或以潘岳《金谷诗序》方其文，羲之比于石崇，闻而甚喜。
性爱鹅，会稽有孤居姥养一鹅，善鸣，求市未能得，遂携亲友命驾就观。姥闻 羲之将至，烹以待之，羲之叹惜弥日。又山阴有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 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 笼鹅而归，甚以为乐。其任率如此。尝诣门生家，见棐几滑净，因书之，真草相半。 后为其父误刮去之，门生惊懊者累日。又尝在蕺山见一老姥，持六角竹扇卖之。羲 之书其扇，各为五字。姥初有愠色。因谓姥曰：“但言是王右军书，以求百钱邪。” 姥如其言，人竞买之。他日，姥又持扇来，羲之笑而不答。其书为世所重，皆此类 也。每自称“我书比钟繇，当抗行；比张芝草，犹当雁行也”。曾与人书云：“张 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也。”羲之书初不胜庾翼、郗愔， 及其暮年方妙。尝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叹伏，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 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 旧观。”
时骠骑将军王述少有名誉，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由是情好不协。述先 为会稽，以母丧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吊，遂不重诣。述每闻角声，谓羲之当候 己，辄洒扫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顾，述深以为恨。及述为扬州刺史， 将就征，周行郡界，而不过羲之，临发，一别而去。先是，羲之常谓宾友曰：“怀 祖正当作尚书耳，投老可得仆射。更求会稽，便自邈然。”及述蒙显授，羲之耻为 之下，遣使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行人失辞，大为时贤所笑。既而内怀愧叹， 谓其诸子曰：“吾不减怀祖，而位遇悬邈，当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后检察会 稽郡，辩其刑政，主者疲于简对。羲之深耻之，遂称病去郡，于父母墓前自誓曰： “维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灵。羲之不天，夙遭 闵凶，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几，遂因人乏，蒙国宠荣。进无忠孝之节， 退违推贤之义，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诫，常恐死亡无日，忧及宗祀，岂在微身而已！ 是用寤寐永叹，若坠深谷。止足之分，定之于今。谨以今月吉辰肆筵设席，稽颡归 诚，告誓先灵。自今之后，敢渝此心，贪冒苟进，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 子，天地所不覆载，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诚，有如皦日！”
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 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谢 安尝谓羲之曰：“中年以来，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羲之曰：“年 在桑榆，自然至此。顷正赖丝竹陶写，恆恐兒辈觉，损其欢乐之趣。”朝廷以其誓 苦，亦不复征之。
时刘惔为丹阳尹，许询尝就惔宿，床帷新丽，饮食丰甘。询曰：“若此保全， 殊胜东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许 遇稷契，当无此言。”二人并有愧色。
初，羲之既优游无事，与吏部郎谢万书曰：
古之辞世者或被发阳狂，或污身秽迹，可谓艰矣。今仆坐而获逸，遂其宿心， 其为庆幸，岂非天赐！违天不祥。
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 割而分之，以娱目前。虽植德无殊邈，犹欲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或以轻薄，庶令 举策数马，仿佛万石之风。君谓此何如？
比当与安石东游山海，并行田视地利，颐养闲暇。衣食之余，欲与亲知时共欢 宴，虽不能兴言高咏，衔杯引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 言邪！常依陆贾、班嗣、杨王孙之处世，甚欲希风数子，老夫志愿尽于此也。
万后为豫州都督，又遗万书诫之曰：“以君迈往不屑之韵，而俯同群辟，诚难 为意也。然所谓通识，正自当随事行藏，乃为远耳。愿君每与士之下者同，则尽善 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复何有，而古人以为美谈。济否所由。实在积小以致 高大，君其存之。”万不能用，果败。
年五十九卒，赠金紫光禄大夫。诸子遵父先旨，固让不受。
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隶，仕历江州刺史、左将军、 会稽内史。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孙恩之攻会稽，僚佐请为之备。凝 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出语诸将佐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 既不设备，遂为孙所害。
徽之字子猷。性卓荦不羁，为大司马桓温参军，蓬首散带，不综府事。又为车 骑桓冲骑兵参军，冲问：“卿署何曹？”对曰：“似是马曹。”又问：“管几马？” 曰：“不知马，何由知数！”又问：“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 尝从冲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马排入车中，谓曰：“公岂得独擅一车！”冲尝谓徽 之曰：“卿在府日久，比当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视，以手版柱颊云： “西山朝来致有爽气耳。”
时吴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观之，便出坐舆造竹下，讽啸良久。主人洒扫请 坐，徽之不顾。将出，主人乃闭门，徽之便以此赏之，尽叹而去。尝寄居空宅中， 便令种竹。或问其故，徽之但啸咏，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邪！”尝居山阴， 夜雪初霁，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独酌酒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逵。逵时在剡， 便夜乘小船诣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反。人问其故，徽之曰：“本乘兴而行， 兴尽而反，何必见安道邪！”雅性放诞，好声色，尝夜与弟献之共读《高士传赞》， 献之赏井丹高洁，徽之曰：“未若长卿慢世也。”其傲达若此。时人皆钦其才而秽 其行。
后为黄门侍郎，弃官东归，与献之俱病笃，时有术人云：“人命应终，而有生 人乐代者，则死者可生。”徽之谓曰：“吾才位不如弟，请以余年代之。”术者曰： “代死者，以己年有余，得以足亡者耳。今君与弟算俱尽，何代也！”未几，献之 卒，徽之奔丧不哭，直上灵床坐，取献之琴弹之，久而不调，叹曰：“呜呼子敬， 人琴俱亡！”因顿绝。先有背疾，遂溃裂，月余亦卒。子桢之。
桢之字公干，历位侍中、大司马长史。桓玄为太尉，朝臣毕集，问桢之：“我 何如君亡叔？”在坐咸为气咽。桢之曰：“亡叔一时之标，公是千载之英。”一坐 皆悦。
操之字子重，历侍中、尚书、豫章太守。
献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迈不羁，虽闲居终日，容止不怠，风流为一时之 冠。年数岁，尝观门生樗蒱，曰：“南风不竞。”门生曰：“此郎亦管中窥豹，时见一斑。”献之怒曰：“远惭荀奉倩，近愧刘真长。”遂拂衣而去。尝与兄徽之、 操之俱诣谢安，二兄多言俗事，献之寒温而已。既出，客问安王氏兄弟优劣，安曰： “小者佳。”客问其故，安曰：“吉人之辞寡，以其少言，故知之。”尝与徽之共 在一室，忽然火发，徽之遽走，不遑取履。献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卧斋 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盗物都尽。献之徐曰：“偷兒，氈青我家旧物，可特置之。” 群偷惊走。
工草隶，善丹青。七八岁时学书，羲之密从后掣其笔不得，叹曰：“此兒后当 复有大名。”尝书壁为方丈大字，羲之甚以为能，观者数百人。桓温尝使书扇，笔 误落，因画作乌驳牸牛，甚妙。
起家州主簿、秘书郎，转丞，以选尚新安公主。尝经吴郡，闻顾辟彊有名园。 先不相识，乘平肩舆径入。时辟彊方集宾友，而献之游历既毕，傍若无人。辟彊勃 然数之曰：“傲主人，非礼也。以贵骄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齿之伧耳。” 便驱出门。献之傲如也，不以屑意。
谢安甚钦爱之，请为长史。安进号卫将军，复为长史。太元中，新起太极殿， 安欲使献之题榜，以为万代宝，而难言之，试谓曰：“魏时陵云殿榜未题，而匠者 误钉之，不可下，乃使韦仲将悬橙书之。比讫，须鬓尽白，裁余气息。还语子弟， 宜绝此法。”献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若此， 有以知魏德之不长。”安遂不之逼。安又问曰：“君书何如君家尊？”答曰：“故 当不同。”安曰：“外论不尔。”答曰：“人那得知！”寻除建威将军、吴兴太守， 征拜中书令。
及安薨，赠礼有同异之议，惟献之、徐邈共明安之忠勋。献之乃上疏曰：“故 太傅臣安少振玄风，道誉泮溢。弱冠遐栖，则契齐箕皓；应运释褐，而王猷允塞。 及至载宣威灵，强猾消殄。功勋既融，投ＡＸ高让。且服事先帝，眷隆布衣。陛下 践阼，阳秋尚富，尽心竭智以辅圣明。考其潜跃始终，事情缱绻，实大晋之俊辅， 义笃于曩臣矣。伏惟陛下留心宗臣，澄神于省察。”孝武帝遂加安殊礼。
未几，献之遇疾，家人为上章，道家法应首过，问其有何得失。对曰：“不觉 余事，惟忆与郗家离婚。”献之前妻，郗昙女也。俄而卒于官。安僖皇后立，以后 父追赠侍中、特进、光禄大夫、太宰，谥曰宪。无子，以兄子静之嗣，位至义兴太 守。时议者以为羲之草隶，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献之骨力远不及父，而颇有媚趣。 桓玄雅爱其父子书，各为一帙，置左右以玩之。始羲之所与共游者许迈。
许迈，字叔玄，一名映，丹阳句容人也。家世士族，而迈少恬静，不慕仕进。 未弱冠，尝造郭璞，璞为之筮，遇《泰》之《大畜》，其上六爻发。璞谓曰：“君 元吉自天，宜学升遐之道。”时南海太守鲍靓隐迹潜遁，人莫之知。迈乃往候之， 探其至要。父母尚存，未忍违亲。谓余杭悬霤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门，潜通 五岳，陈安世、茅季伟常所游处，于是立精舍于悬霤，而往来茅岭之洞室，放绝世 务，以寻仙馆，朔望时节还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终，乃遣妇孙氏还家，遂携其同志 遍游名山焉。初采药于桐庐县之桓山，饵术涉三年，时欲断谷。以此山近人，不得 专一，四面籓之，好道之徒欲相见者，登楼与语，以此为乐。常服气，一气千余息。 永和二年，移入临安西山，登岩茹芝，眇尔自得，有终焉之志。乃改名玄，字远游。 与妇书告别，又著诗十二首，论神仙之事焉。羲之造之，未尝不弥日忘归，相与为 世外之交。玄遗羲之书云：“自山阴南至临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 之徒，汉末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为之传，述灵异之迹甚多，不可详记。玄自 后莫测所终，好道者皆谓之羽化矣。
赞曰：书契之兴，肇乎中古，绳文鸟迹，不足可观。末代去朴归华，舒笺点翰， 争相跨尚，竞其工拙。伯英临池之妙，无复余踪；师宜悬帐之奇，罕有遗迹。逮乎 钟王以降，略可言焉。钟虽擅美一时，亦为回绝，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至于布纤 浓，分疏密，霞舒云卷，无所间然。但其体则古而不今，字则长而逾制，语其大量， 以此为瑕。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 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枿而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兼 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歙！子云近出，擅名江表，然仅得成书，无丈夫之气，行行若 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卧王濛于纸中，坐徐偃于笔下；虽秃千兔之翰，聚无一毫 之筋，穷万谷之皮，敛无半分之骨；以兹播美，非其滥名邪！此数子者，皆誉过其 实。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 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 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祖父傅燮，是汉代的汉陽太守。父亲傅干，是魏国的扶风太守。傅玄少时孤苦贫寒，博学，很会写文章，懂得乐律。性格刚强正直，不能容忍别人的短处。郡里任为计吏，两次推举为孝廉，太尉征召，都不就任。参加州考中了秀才，任郎中，与东海缪施都因当时的美名而被选为著作郎，撰集魏书。后来参知安东、卫军军事。转任温县县令，又升迁为弘农太守。掌管典农校尉之职。居官称职，多次上书陈奏，辅正很多。五等制建立后，封为鹑觚男爵。武帝司马炎当晋王时，曾委任他为散骑常侍。等到武帝受禅继位，晋级为子爵，加官驸马都尉。
武帝刚即位，广泛采纳直言，开通不忌讳的言路，傅玄跟散骑常侍皇甫陶共同掌管谏官之职。傅玄上疏说：“我听说先王君临天下，申明弘大教化，增加礼义风节；教化在朝廷兴盛，公议就在下面流行，上下共同奉行，人人怀有仁义之心。灭亡了的秦朝荡灭先王典制，用苛法统治，仁义之心就衰亡了。近代魏武帝曹操喜欢法术，于是天下看重刑名；魏文帝曹丕仰慕通晓事理，于是天下轻视守节。从此以后朝纲不能统理，因而空虚无用放诞不羁的议论充斥朝野，致使天下不再有公正的议论，亡秦的弊病又在今天复发。陛下的道德至高无上，王朝兴起，承继帝位，弘扬尧舜的教化，广开正言直谏的道路，体验夏禹的节约俭朴，综合商周的典章杂文，我只有感叹而已，还打算说什么呢！只是没有推荐志操高远彬彬有礼的臣子，来敦厚风节；没有罢黜虚伪卑鄙的小人，以惩戒不恭敬的臣子，我因此还敢有话说。”诏书答复说：“推荐志操高远有礼义之臣，这是当今尤其重要的事。”于是让傅玄草拟诏书献上。傅玄又上疏说：
我听说舜举荐五臣，无为而治，这是因为用人得到了要领。因为天下各种官职杂乱，不可不审察得到合适的人。不得到合适的人，一天就浪费不少资财，何况累积时日呢？《尚书·皋陶谟》上说：“不要空置百官”，是说职位不能长久废弃。那些病了一百天还不痊愈的人，应当让他离职，给他优厚的礼遇俸秩供奉他，病愈之后再用。臣下在朝不会废弃职位，国家，没有闲官的拖累，这是王政的当务之急。
我听说前代帝王按士农工商分工来治理国事，各有一业而事情不同。士人以上的子弟，为他们建立太学教育他们，选择圣明的老师教导他们，按他们各自的才能优劣授职任用。农业要使粮食丰收，工业要使器具充足，商贾要使货物流通。所以天下很大，百姓很多，没有一个人会空着手。分工的办法是如此的周密完备。而汉代魏代没有固定的分工，百官的子弟不学习五经六艺而从事交游，还不懂得做事就坐享朝廷俸禄；农业工业多有废弃，有的追逐暴利而离开他的正事；白白在太学挂名，却没听到过先王的教化。现在圣明的政治开始，可汉朝魏朝的失误没有改变，散官多而没设学校，不务正业的人多而从事农业的人少，工业制作的器物不尽合适用。我认为赶快制定制度，统一规划天下若干人为士人，使他们足以充当各种官吏；若干人是农民，使他们劳动三年足有一年的储备粮；若干人当工人，使得各种器具充足；若干人经商，足以使货物流通而已。尊崇儒道崇尚学术，以农业为贵，以商业为贱，这都是国家事务中的重要事务。
先前皇甫陶上奏，要求任命散官的事都经过考核，让他们亲自耕种，让天下享受粮食充足的好处。夏禹后稷，亲自务农，福祚流传后世，因此《礼记》中的《明堂》《月令》篇记载了天子籍田的制度。伊尹是古代的名臣，在有莘耕作；晏婴是齐国的大夫，躲避齐庄公的灾祸，也到海滨耕种。从前的圣明帝王，贤能俊杰之士，都曾经从事过农业生产。天子授人官职，对那些多余闲散没有事做的官员，不督促他们学习，就应当让他们耕作，没有理由放纵他们坐吃百姓的粮食。现在文武百官已经很多，而拜官不在其职的还多，加上服役当兵，不能种庄稼，又是农民的一半，这样面朝南坐食俸禄的人是前朝的三倍。让闲散多余的官员务农，收纳他们的租税，私人也得到实利，而天下的粮食就可以不缺乏了。家家的粮食充足，当儿子的就孝顺，做父亲的就慈爱，当兄长的就友爱，当弟弟的就孝悌。天下丰衣足食，那么仁义教化不用命令就已实行。为政的关键，按照总人数来设置官员，分工到人授以职事，士农工商的分工是时刻都不能废弃的。如果不能精确制定相应的制度，就应考核天下的文武官员，能为长官辅佐的人让他们学习，其余的都让他们务农。至于百工商贾中有多余的人，也都让他们从事农业。像这样务农，有什么不充足呢？《尚书·舜典》中说：“三年考核一次政绩，三次考核后罢黜低劣升迁优异的人。”可见九年之后才有升迁的次第。所以居官时间久，才会想到建立良好的教化；居官时间短，就会争着干一些有政绩的事。六年期限，时间不长，贬黜或升迁都不够周密。皇甫陶所上奏之事，合乎古代礼制。
儒家学术，是王政的首事。遵从儒道，看重儒业，重视儒士选拔，尚且还担心教化不能推崇；现在竟然又不以儒学为当务之急，我怕一天天衰落却还没察觉。孔子说过：“人能弘扬道，不是道弘扬人。”如此说来，那么尊重儒道的人，不只是尊重儒家的书而已，而要尊重儒家的人。所谓看重儒业，是不胡乱教育那些不合儒道的人；所谓重视儒士选拔，是不要胡乱任用不从儒道的人。像这样，学校教育大纲就确立了。
书上奏后，皇帝下诏说：“两位常侍所论很诚恳，可以说你们是想补益时事。可是主管的人大抵以常制来裁决，怎能不使你们抒发愤懑呢？两位常侍所论，有的列举了大纲而条目不详备，也可让他们裁制，然后让五曹尚书、二仆射、宗令等八座官员共同研究以求缜密。大凡关系到人君的言论，是臣子最难办的。而国君如果不能虚心采纳，就只会使自古以来的忠心之臣和直谏之人万分感慨，以至于闭口不语。每每想到这些，没有不叹息的。所以上次诏书要求臣下敢于直言，不要有所中止，差不多可以启发昏昧补正过失，永保帝位。如果言论有些可取，心情合乎忠诚，即使文辞有错误，言语有得失，都应当宽宥饶恕。古人尚且不拒绝别人背后议论批评，何况都是值得采纳的意思呢？近来孔..、綦毋騄都判为轻慢之罪，我之所以都宽恕了他们，正是要使天下人知道我大晋朝不必忌讳言论。”不久将傅玄升迁为侍中。
当初，傅玄推荐皇甫陶，等到入朝后两人就有抵触，傅玄因政事与皇甫陶争执，争吵声喧哗，被有司陈奏，两人都获罪免官。
泰始四年(268)，任命为御史中丞。当时多有水涝旱灾，傅玄又上疏说：
我听说圣明帝王承继天命，天时不一定没有灾害，因此尧有九年水灾，商汤有七年旱灾，只不过能用人事赈济它罢了。所以洪水滔天都能避免淹没，地不长草却不困乏。我想陛下您道德操行圣明，现时小小的水旱灾害，百姓没有大的饥荒，下发敬天命的诏书，寻求符合天意的言论，像夏禹商汤一样严格要求自己，同周文王一样谨慎小心，不敢怠慢。我很高兴，上疏陈述应该做的五件事：
第一件事是：现在耕种的人务求多种却因干旱不能成熟，白白浪费劳力没有收成。另外从前士兵用官府的牛，官府得收成的十分之六，士兵得十分之四，用私人的牛，与官府平分，施行已久，众心安定。现在一旦减少用官府牛的分成比例，官府得十分之八，士卒得十分之二；用私牛以及没有牛的，官府得十分之七，士兵得十分之三，人人失其所得，一定都不高兴。我以为雇佣士兵用官府的牛给他十分之四，用私人的牛与官府平分，那么天下士兵都欢欣鼓舞，爱惜粮食，就没有损农弃业的忧患了。
第二件事是：由于二千石俸禄的官吏虽然承奉致力农业的诏书，但还是不尽心尽责以获地利。从前汉代因开垦农田不务实，验证后诛杀二千石俸禄的官吏用十计算。我认为应该重申汉代的旧典，以警戒天下郡县，都用死刑督促他们。
第三件事是：魏代以来，没有留意兴修水利，先帝统领百官，把执掌河堤的分为四部，连同本部共有五位河堤谒者，因为水利事关重大，跟农事一并兴起不是一个人所能考虑周全的。现在河堤谒者只有一个人，管理天下各地水利，无法考虑周全。我看河堤谒者车谊也不懂水利形势，可转任别的职务，再选了解水利的人代替他。可以分为五部，使他们各自精通分掌的职事。
第四件事是：古代以一百方步为一亩，现在以二百四十方步为一亩，所差超过一倍。近代魏朝开始抽田税，不求多收田亩，但求休整劳力，所以白田收到十多斛，水田收几十斛。近来，一天天增加田亩的赋税，而种田的士兵更厉害，劳力不能休整，甚至一亩几斛以上，有的还不够偿还成本。并不是跟从前的天地不同，横遭灾祸，其弊病正是由于务求田亩增多而不休整劳力。我私下看到河堤谒者石恢很精于水利和农田，知道利弊，请求中书召见石恢，仔细寻问农业水利的得失，一定会有所补益。
第五件事是：我认为胡夷之族是人面兽心，不与华夏相同，鲜卑族最厉害。当初邓艾只想取得一时利益，没有考虑到后患，使鲜卑族几万人散居在民间，这必然会有灾祸。秦州刺史胡烈一向对西方有恩，现在胡烈前往，各种胡人虽然已没有作乱，必将消除，但兽心难保不发，不一定能长治久安。如果以后有动乱的迹兆，胡烈的计谋能制伏他们。只是担心胡虏刚刚被征讨所困，就会向东逃到安定，向西逃到武威，表面上降服，能够騷动时还是騷动。这两郡不受胡烈控制，那么凶恶的胡人东西都有窟穴缓冲漫游，所以以后再生祸患，是没有办法禁止的。应该在高平川再设一郡，让安定西州的都尉征募乐意迁徙的百姓，大量免除徭役之数来补充，打通北行道路，渐渐充实边境。最好考虑这两郡和所置的郡都统一属于秦州，使胡烈能够统管边境事宜。
诏书说：“得到所陈奏的应办之事，谈到农事的得失和水利官员的兴废，以及安定边境抗御胡夷政事宽严的事、陈述周详完备，一应俱全，这的确是治国的根本大事，当今的迫切任务。论述都正确，深知你忠心王室，你要更广泛地思考应做之事，并把情况告诉我。”
泰始五年(269)，任太仆。当时连年五谷不登，西羌胡人騷扰边境，皇帝下诏让公卿讨论。傅玄应答皇帝所问，陈述事理恳切率直，虽没有全部施行，但时常被宽容。转任司隶校尉。
献皇后在弘训宫驾崩，设立祭丧的位置。按旧制，司隶应在端门外面就坐，在众卿之上，独坐一席。进入宫殿，按本品的官秩在众卿之下，按次序坐，与人同坐一席。而谒者认为弘训宫是在殿内，把傅玄的位置设在卿位之下。傅玄大怒，大声呵叱谒者。谒者假称是尚书安排的，傅玄面对百官大骂尚书并下了席。御史中丞庾纯上奏傅玄大不敬，傅玄自己上表又不符事实，坐罪免官。然而傅玄天性严峻急躁，遇事不能有所宽容；每次有奏疏检举，或遇天晚，便手捧奏章，整饬冠带，焦躁不安地不睡觉，坐着等天亮。于是那些无官职的王公贵族畏惧屈服，尚书顿生威风。不久死在家中，享年六十二岁，谥号叫刚。
傅玄年少时在河内避难，专心读书，其后虽然显达富贵，但著述没有荒废。撰述著作评论治国的三教九流以及三史旧事，评断得失，各为条例，书名叫《傅子》，分为内、外、中三篇，共有四部、六录，合共一百四十首，几十万字，连同文集一百余卷流行于世。傅玄当初写成内篇，儿子傅咸交给司空王沈看。王沈给傅玄的信中说：“看到您所著的书，言辞宏富道理齐备，筹划治理国家大事，重视儒家教化道义，足以堵塞杨朱、墨翟学说的放浪形迹，可以跟往古的荀况、孟轲相比并。每次开卷，没有不感慨叹息的。‘不见贾谊，自己认为超过他，现在才知道比不上’。真是这样啊！”
后来追封为清泉侯，儿子傅咸继承爵位。
傅咸字长虞，刚正简直有大节。风度品行严整，见多识广聪慧明达，疾恶如仇，推举贤能，乐善好施，经常仰幕季文子、仲山甫的志向。喜欢写文论，虽然文采不够绚丽，但言论可为鉴戒。颍川的庾纯常常感叹说：“傅长虞的文章与诗人的创作接近了。”
咸宁初年(275)，继承父亲的爵位，拜为太子洗马，累迁为尚书右丞，出朝任冀州刺史，后母杜氏不肯随傅咸前往，于是傅咸上表请求免职。三旬之后，改任为司徒左长史。当时武帝注意政事，下诏向朝臣访求政事好坏。傅咸上书说：“陛下身处最显贵的地位，却干布衣所做的事，亲自日理万机，辛苦操劳到太陽偏西。从前的帝王，亲自干微薄的事，以利天下，也不会超过陛下。但是自泰始初(265)创基到如今，十五年了，而军队国家不够充实，百姓不够富裕，一个年成不好，便有饥荒出现，的确是因为官职太多事务冗杂，免除徭役的人又多又滥，蚕食的人多而务农的人少。我因愚昧粗疏，愧居本职，每每见到诏书思虑百姓年成的饥馑，没法补益，万分惭愧，岂敢不竭尽愚虑，回答皇上的询问呢？从前有四位都督，现在加上监军，就超过十人。夏禹划分土地，分为九州，现在的刺史，几乎是原来的一倍，住户人口只比得上汉代的十分之一，设置的郡县就更多。空空的校尉牙门，无益于宫中警卫，却凭空设置军府，动辄有几百个。五等诸侯，又设置官属。各种宠幸的给养，都从百姓中拿出。一人不种田，就有人受饥饿，现在不种田的，不计其数。纵使五谷丰收，也仅仅能满足青黄相接；突然有灾患，便供养不上。我认为当务之急，要先合并官职，简省琐事，宁息差事，停止徭役，上下齐心，致力农业生产。”
傅咸在任多能主持公道。豫州大中正夏侯骏上书说：鲁国小中正、司空司马孔毓，四次转移养病处所，不能接待宾客，请求让尚书郎曹馥代替孔毓。十多天后又上疏让孔毓继续当中正。司徒三次推辞不受理，夏侯骏仍坚持己见。傅咸认为夏侯骏褒贬随心所欲，便上奏罢免他的大中正之职。司徒魏舒与夏侯骏有姻亲关系，屡次推托不签署，傅咸据理力争费尽口舌。魏舒最终不同意，傅咸于是独自上书。魏舒上奏说傅咸毁谤过激，不够正直，下诏让他转任车骑司马。
傅咸见世俗奢侈，又上书说：“我认为衣食难以生产，如果不节约使用，没缘由不缺乏。所以先王风化天下，吃肉穿帛，都有定制。我私下认为奢侈浪费，比天灾还厉害。古时候帝尧只有茅草屋，现在的平民百姓却竞相建宽大的房屋；古时候大臣没有精美的食物，现在的商人竖子都能饱餐美味佳肴；古时候后妃才有特殊的服饰，而今奴婢妻妾都穿戴绫罗绸缎；古时候大夫才有车骑，现在低贱的奴隶也驾轻车骑肥马。古时候人口稠密地域狭小却有储蓄，是因为节俭；现在土地宽广人口稀少却忧虑不足，是因为奢侈。想时俗节俭，应当禁止奢侈；奢侈不禁止，便会竞相比高。以前毛王介任吏部尚书，没人敢穿漂亮衣服、吃美味食物。魏武帝感叹到：‘我的法令不如毛尚书。’假使各部的用心，都像毛王介一样，风俗的改变，确实不是困难的事情。”又议论把县里的监狱移到郡，以及应当建立两社，朝廷都同意了。迁任尚书左丞。
惠帝司马衷继位，杨骏辅佐朝政。傅咸对杨骏说：“事情随时而变，礼义随时而宜，天子不实行居丧之制已很久了。因为世风更加衰落，政事不可代为治理，所以虽然处在哀痛的服丧期间，还要亲自日理万机。到汉文帝刘恒时，他认为天下庞大，服丧太重难以持久，于是制定了下葬后就除服。武皇帝司马炎大孝敦厚，也随时除服，制定守心丧三年，至于日理万机的大事，则忙得没有空闲的时候。现在圣上想把政事交给你，让他守丧自居，这虽然是谦让的态度，可天下的人并不认为很合适。其不很合适的原因，是因为万民仰慕敬戴天子，如果听命太宰，恐怕遮蔽了天光。人心既然如此，那么你处在摄政地位也不会容易。我私下认为治丧已经完毕，你应当想到兴废的时宜。周公是圣人，且不能避免毁谤。由此推断，周公任职已经不容易处理，何况现在圣上的年龄不是周成王的年龄呢？我得意忘言，话语不容易说透。如果你能觉察到我的诚意，话语又哪在乎多呢？”当时司隶荀恺的堂兄死了，自己上表赴丧，诏书同意还没下达，荀恺便拜访杨骏。傅咸因此上奏说：“死丧是令人哀戚的，兄弟之丧更令人伤怀，荀恺同堂去世，也才几天，天子怜悯，同意他临丧。诏书还没下就去辞行，拜访要人，急于表现谄媚的恭敬，并无友爱兄弟的真情。应当从重贬黜，以崇尚风俗教化。”天子以为杨骏管理朝政，有诏下问，杨骏很害怕。傅咸又给杨骏写信，讽谏切直，杨骏稍稍收敛，逐渐产生不满。便想让傅咸出任京兆、弘农太守，杨骏的外甥李斌劝说杨骏，不应该贬斥正直的人出任外官，才得以中止。
杨骏的弟弟杨济一向跟傅咸友好，他给傅咸写信说：“江海的流水波涛滚滚，所以能成就它的深广。天下是个大器物，不可能很明白，而我看你是每件事都想弄明白。你生性痴呆，却想明了官事，而官事也是不容易明白的。明了官事正该痴呆，又是痛快的事。左丞总领朝廷，辅正八座公卿百官，此位不容易居。以你的任性直言而又处在不易居的职位，就更不容易了。想得头疼，所以陈述如上。”傅咸答复说：“卫公说，用酒色杀人，这比作正直之人更厉害。因贪酒色而死，个人不后悔。事先害怕因正直招致灾祸，这是由于心地不正直，想把苟且偷生当作聪明圣哲罢了！自古以来因正直招致祸患的人，应是自己矫枉过正，或者不够忠诚允当，要用极度的严酷树立声誉，所以遭致忿恨。哪有诚恳尽忠而被嫉妒憎恨的呢！”过了不久，杨骏被诛，傅咸转任太子中庶子，升为御史中丞。
当时是太宰、汝南王司马亮辅佐朝政。傅咸致书说：“我认为商朝的太甲、周朝的成王时值年幼，所以才会有伊尹、周公辅政的事情。前代圣贤尚且免不了被怀疑，何况现在的臣属本非圣人，君王也非孺子，怎么可以仿效伊尹周公的旧事呢！君主居丧，听命于太宰，杨骏无礼，却想当伊尹周公，自以为可以辅佐朝政，安定天下，所以致死。他的罪行已不可胜数，这是殿下你目睹了的。杨骏遭讨伐，出自天子的圣明，孟观、李肇只是参与知道密旨罢了。至于评论功劳，应当归于皇上。孟观等人已经是几千户的大县侯爵，圣上因为诛杀杨骏莫大欢欣，所以论功行赏宁可优厚，以表达他的喜悦心情。这是群臣下属应当权衡的实情。可是现在却由此鼓动怂恿，东安公封为王，孟观、李肇都封为郡公，其余封为侯、伯、子、男，虚妄加封之后，又使三等破格升迁。这种显赫的气势，震动大地，自古以来，没有过这样的封赏。没有功劳却厚加封赏，就没有谁不高兴国家有灾祸，因为灾祸兴起又会有大功了。人们以祸乱为乐，哪还有个极限呢！这种作法，都出自东安公。殿下就任后，自当有办法纠正它。用大道使之正，众人还有什么愤怒呢？众人所愤怒的，只在于不公平罢了。如今都在背地议论，没有谁不大失所望。我愚钝，不只是失望而已，还私下感到忧虑。另外，声讨杨骏的时候，殿下你还在朝廷之外，委实不曾参与。现在要委以重任，所以让殿下论功。论功的事，实在不容易处置，不如坐观其利弊得失，就有居位正直的事实了。”
傅咸又因司马亮辅政专权，便上谏言：“杨骏有让国君震动的威势，委任亲戚，这是天下喧哗的原因。现在你居职辅政，应纠正这种过失。我觉得应该静心养神，有大的得失，便维持处理，除了大事，一律抑制遣散。四次拜访贵府以及平时经过您的门前，总见官宦车马，充塞街道，这种夙习，也应止息。另外夏侯长容奉使为先帝请命，祈祷没有感动上苍，先帝驾崩，夏侯长容应该引咎自责，可是现在却自求请命的功劳，你竟任命他为少府。我私下认为，夏侯长容是你的姻亲，所以才至如此。‘一犬吠形，群犬吠声’。因害怕群犬的叫声，于是就不可依从了。我的为人，就是不能当面阿谀顺从，背后又有诽谤之言。原来曾经触犯杨骏，几乎身遭祸害，何况对殿下，自当有所珍惜。先前随驾，你对我说：‘你难道不知道韩非子所说的触犯人君如同触摸龙倒生的鳞片的话吗？而你竟然在触摸天子倒生的鳞片。’我自知所陈述的，的确是在不停止地触摸猛兽的胡须。而我之所以敢言，是希望殿下你会了解我区区之心。先前摸天子倒生的鳞片，想要尽忠；现在触摸猛兽的胡须，也不是要作恶，因而必将被宽恕。”司马亮没有采纳。夏侯长容就是夏侯骏。
五月二十八日，下诏让百官推荐各郡县的官员补充朝官。傅咸又上书说：“我认为国家兴隆教化的关键，在于选取人才给予恰当的官职。才能不只一类，职务各有不同。例如林木，粗细曲直，各有用途。所以明察并举荐出身微贱之人，谋划咨询不论内外，内外任职，只求合宜，现在选拔任用，只推重内官；地方官举荐既已偏废，又多生枝节，人们争当朝官轻视地方任职。便成风俗。这种弊病真应该马上改正，使内官外职选拔渠道畅通而且无所偏重。使渠道畅通无所偏颇之后，如果选用不公平，就有办法重责；责罚加重，就不用担心不公平了。再说，粘住弦就不能调瑟，何况选拔人才任职又怎么可以限制呢？我想之所以限制，是为了防止选用不能超出众人，若不能超出众人，应按事情制裁，不用限制选用办法。选拔办法有限制，要想实行久远，恐怕也太拘泥了吧！有人认为不制定选拔办法，凭什么选拔，我听说用刑罚惩治小人，用道义要求君子，对君子的要求在内心而不在限制。正始年间(240～248)，委任何晏选举，朝廷内外的各种职官都得到了合适的人才，杰出的人才于此可观。所以这样，不是用限制统御，也不是凭措施招致，而是委任的原因，受委任者的担心，比限定方法更厉害。这是因为办法失误，不是自己的过失，既然过错不在自己，责备他也不用担忧，正所谓‘用刑律使人们行动统一，人们虽免于犯法，却没有廉耻之心’。如果用委任之法，一是考虑罪责连及自己，二是害怕遭到怨恨诽谤。自己快意则朝廷内外称颂，自己不善则各种罪恶加身，这种使人胆颤心惊，与依靠限定法律幸免哪种更有效呢？”
傅咸再次任本郡中正，时值继母去世离职。不久起用为议郎，并兼任司隶校尉。傅咸前后推辞多次，都未获准。朝廷让使者到家中授职，傅咸又送还印绶。公车不为他通报，催促他就职理事。傅咸由于没有兄弟，丧祭无人主持，又再次请求，于是让他在官舍设灵位。傅咸又上表说：“我既然驽钝懦弱，不能担当重任。又加上哀丧，请假休息时日，陛下过分厚意，授予我难以胜任之职。我表白赤诚之心，冒死上报，既已违诏，最终不会改变。我虽然不能以死保全礼教，但按道义也不能回心转意，空受恩宠。以前接受严诏，任职之时，私下发誓，以死为报。因为贿赂之风流行，应该深深杜绝，务必敕令都官，以此事为首。可是经年累月，未有所获。这是因为陛下有奖励的办法，考虑到愚昧不明之人，必定死亡或系罪，所以自然掩饰检点过失以避免锋芒。在职已有时日，既没有显赫的举止，又不能应弦落鸟，谁人还会害怕？所以光禄大夫刘毅当司隶，声威震动朝廷内外，远近清正肃敬。不单是刘毅有辅助王室、尽忠君王的节操，也是由于他所陈奏的都依从，所以威风才能施展。”诏书说：“你只应想到一切都符合绳墨法度，让威风日益伸展，又哪只是一个刘毅呢？”
当时朝廷政治宽松，豪强大族放纵恣事，交私友讠乇人情，朝野混乱。傅咸上奏罢免河南尹澹、左将军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肃敬，贵戚慑威伏服。傅咸认为“圣人治理大道长久，天下才成教化。因此尧舜三年考核政绩，九年讨论升降职务。《周礼》也实行三年大比。孔子也说过：‘三年有成。’可到了近来，长吏到官署任职，不久就改任。百姓为没有固定的官员而困扰，吏卒为送旧迎新而疲劳”。当时的仆射王戎兼管吏部，傅咸上奏说：“王戎位在台辅，兼管选举，却没有使风俗宁静，聚集功绩，致使人心倾侧不安，大开浮竞之风。中郎李重、李义也不加以匡正。我请求免除王戎等人的职务。”诏书说：“政道的根本，确实应当任职长久，傅咸上奏的正确。王戎的职责在于评议事理，是我所推崇委任的，禁止免职。”御史中丞解结认为傅咸弹劾王戎是违背典制，越位侵权，干涉了非他职权之内的事，于是上奏罢免傅咸的官职，诏书也不同意。
傅咸上疏认为：“按照法令，御中中丞督察百官。皇太子以下诸事，在检校御史掌管行马的范围内，有违犯法令的人都要弹劾纠正，即使在行马范围以外，如果监司不纠查，也可弹劾。按照法令条文，行马之内违背宪法，认为是禁止防范的事，宫廷内禁止防范，外官不能执行，所以让中丞专任。现在道路桥梁没有修建，斗殴诉讼的屠夫酤客接连不断，像这类事情，中丞推卸责任于州郡长官，就是现在所谓行马之内施行禁止防范。既然说中丞督察百官，又何必再说行马之内呢？既然说百官，就不能再说行马之内，内外的各种官员都叫百官，本来内外勾通了。司隶之所以不再说行马内外，也正是禁止防范的事已对中丞说过的缘故。中丞、司隶都纠察皇太子以下诸事，实际上是共同掌管内外，不是说中丞专管内廷百官，司隶专管外廷百官，自从有司隶、中丞以来，更互奏内外百官，只是所纠察的恐怕不会有内外的限制。而解结却突然对我横加指责，我先前之所以不辩解，是希望解结的奏疏能遂我心愿。现在既然不能如愿，而敕书说只是过失罢了，而不是言所不及，因此原谅。我掌管直谏之任，应当端正自身品德来为人表率，如果有过错，我就不敢接收原谅，因此陈述一下自己的愚见。司隶和中丞共同纠责皇太子以下诸事，那么从皇太子以下就没有谁不能纠查。如果能纠查皇太子却不能纠查尚书，这是我所不能明白的。皇太子算不算是行马之内呢？如果皇太子在行马之内就能纠查他，而尚书在行马之内却不能纠查，没有这个道理。道理本来很明白，而解结却以此指责我。我可以不怨恨，而旁观者难道也不奇怪吗？我记得石公在殿上脱衣服，被司隶荀恺所奏，先帝没认为不对，当时无人说是侵位越权，现在我纠查尚书，就合当有罪吗？”傅咸累次上书都称引过去的事实，条理清晰明了，朝廷无法改动。
吴郡的顾荣时常给他的亲戚写信说：“傅咸当司隶，刚直忠勇果敢，弹劾的奏章让人吃惊。虽不是完美的人才，而在正直方面却很可贵。”元康四年(294)死在官署，享年五十六岁。诏书赠他为司隶校尉，一套朝服，一领袭衣，二十万钱，谥号叫贞。傅咸有三个儿子：傅敷、傅日希和傅纂。大儿子傅敷继承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