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蕡
刘蕡，字去华，幽州昌平人，客梁、汴间。明《春秋》，能言古兴亡事，沈健 于谋，浩然有救世意。擢进士第。元和后，权纲驰迁，神策中尉王守澄负弑逆罪， 更二帝不能讨，天下愤之。文宗即位，思洗元和宿耻，将翦落支党。方宦人握兵， 横制海内，号曰“北司”，凶丑朋挻，外胁群臣，内掣侮天子，蕡常痛疾。
太和二年，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帝引诸儒百余人于廷，策曰：
朕闻古先哲王之治也，玄默无为，端拱司契，陶氓心以居简，凝日用于不宰， 厚下以立本，推诚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阴阳和，俗跻仁寿，物无疵疠。噫！盛德 之所臻，夐乎其不可及已。三代令主，质文迭救，百氏滋炽，风流浸微，自汉以降， 足言盖寡。
朕顾唯昧道，祗荷丕构，奉若谟训，不敢怠荒，任贤惕厉，宵衣旰食，讵追三 五之遐轨，庶绍祖宗之鸿绪。而心有未达，行有未孚，由中及外，阙政斯广。是以 人不率化，气或堙厄，灾旱竟岁，播植愆时。国廪罕蓄，乏九年之储；吏道多端， 微三载之绩。京师，诸夏之本也，将以观治，而豪猾逾检；太学，明教之源也，期 于变风，而生徒惰业。列郡在乎颁条，而干禁或未绝；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 息。俗恬风靡，积讹成蠹。其择官济治也，听人以言则枝叶难辨，御下以法则耻格 不形；其阜财发号也，生之寡而食之众，烦于令而鲜于治。思所以究此缪盩，致之 治平，兹心浩然，若涉渊冰。故前诏有司，博延群彦，伫启宿懵，冀臻时雍。
子大夫皆识达古今，志在康济，造廷待问，副朕虚怀，必当箴治之阙，辨政之 疵，明纲条之致紊，稽富庶之所急。何施革于前弊？何泽惠于下土？何脩而治古可 近？何道而和气克充？推之本源，著于条对。至若夷吾轻重之权，孰辅于治？严尤 底定之策，孰叶于时？元凯之考课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务？惟此龟鉴，择乎中庸， 斯在洽闻，朕将亲览。
蕡对曰：
臣诚不佞，有正国致君之术，无位而不得行；有犯颜敢谏之心，无路而不得达。 怀愤郁抑，思有时而发。常欲与庶人议于道、商贾谤于市，得通上听，一悟主心， 虽被袄言之罪无所悔。况逢陛下询求过阙，咨访嘉谋，制诏中外，举直言极谏。臣 辱斯举，专承大问，敢不悉意以言？至于上所忌，时所禁，权幸所讳恶，有司所与 夺，臣愚不识，伏惟陛下少加优容，不使圣时有谠言受戮者，天下之幸也。谨昧死 以对：
伏以圣策有思古先之治，念玄默之化，将欲通天地以济俗，和阴阳以煦物，见 陛下虑道之深也。臣以为哲王之治，其则不远，惟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圣策有祗 荷丕构而不敢荒宁，奉若谟训而罔有怠忽，见陛下忧劳之至也。若夫任贤惕厉，宵 衣旰食，宜绌左右之纤佞，进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踪三五，绍复祖宗，宜鉴前古之 兴亡，明当代之成败。心有未达，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泽壅而不 得下浃。欲人之化，在脩己以先之；欲气之和，在遂性以导之。救灾旱在致精诚， 广播殖在视食力。国廪罕畜，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选用失当。豪猾逾检， 繇中外之法殊；生徒惰业，繇学校之官废；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繇 制度不立。伏以圣策有择官济治之心，阜财发号之叹，见陛下教化之本也。且进人 以行，则枝叶安有难辨乎？防下以礼，则耻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众，可罢斥 惰游；念令烦而治鲜，要察其行否。博延群彦，愿陛下必纳其言；造廷待问，则小 臣安敢爱死？伏以圣策有求贤箴阙之言，审政辨疵之令，见陛下咨访之勤也。遂小 臣斥奸豪之志，则弊革于前；守陛下念康济之心，则惠敷于下。邪正之道分，而治 古可近；礼乐之方著，而和气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权；严尤所陈，无最 上之策；元凯之所先，不若唐尧考绩；叔子之所务，不若虞舜舞干。且非大德之中 庸、上圣之龟鉴，又何足为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系安危之机、兆存亡之变者，臣请 披肝胆为陛下别白而重言之。
臣前所谓“哲王之治，其则不远”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终不懈而已。 谨按《春秋》：元者，气之始也；春者，岁之元也。《春秋》以元加于岁，以春加 于王，明王者当奉若天道，以谨其始也。又举时以终岁，举月以终时，《春秋》虽 无事，必书首月以存时，明王者当承天之道，以谨其终也。王者动作终始必法于天 者，以其运行不息也。陛下能谨其始，又能谨其终，懋而脩之，勤而行之，则执契 而居简，无为而不宰，广立本之大业，崇建中之盛德，安有三代循环之弊，百伪滋 炽之渐乎？臣故曰：“唯致之之道何如耳。”
臣前所谓“若夫任贤惕厉，宵衣旰食，宜绌左右之纤佞，进股肱之大臣”，实 以陛下忧劳之至也。臣闻不宜忧而忧者，国必衰；宜忧而不忧者，国必危。陛下不 以国家存亡、社稷安危之策而降于清问，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与定大计耶？ 或万机之勤有所未至也？不然，何宜忧而不忧乎？臣以为陛下所先忧者，宫闱将变， 社稷将危，天下将倾，四海将乱。此四者，国家已然之兆，故臣谓圣虑宜先及之。 夫帝业艰难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绩，太宗定其业， 玄宗继其明，至于陛下，二百余载，其间圣明相因，扰乱继作，未有不用贤士、近 正人而能兴者。或一日不念，则颠覆大器，宗庙之耻，万古为恨。臣谨按《春秋》， 人君之道，在体元以居正。昔董仲舒为汉武帝言之略矣，有未尽者，臣得为陛下备 论之。夫继故必书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终必书所终之地，所以正其终也。故为君 者，所发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阍弑吴子 余祭。”书其名，讥疏远贤士，昵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开国之勤， 念《春秋》继故之诫。明法度之端，则发正言，履正道；杜篡弑之渐，则居正位， 近正人。远刀锯之残，亲骨鲠之直，辅相得以颛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亵 近五六人总天下大政，外专陛下之命，内窃陛下之权，威慑朝廷，势倾海内，群臣 莫敢指其状，天子不得制其心，祸稔萧墙，奸生帷幄，臣恐曹节、侯览复生于今日， 此宫闱将变也。臣谨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为 先君不得正其终，则后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无正”也。今忠贤无腹心之寄，阍 寺专废立之权，陷先帝不得正其终，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况太子未立，郊祀未脩， 将相之职不归，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将危也。臣谨按《春秋》：“王札子杀召伯、 毛伯。”《春秋》之义，两下相杀不书。此书者，重其颛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 命，君之所存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专之者，是不臣也。 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将倾也。臣谨按《春秋》，晋赵鞅以晋阳之兵叛入于 晋，书其归者，能逐君侧之恶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籓臣跋扈。 有不达人臣大节，而首乱者将以安君为名；不究《春秋》之微，称兵者在逐恶为义。 则典刑不繇天子，征伐必自诸侯，此海内之将乱也。故樊哙排闼而雪涕，袁盎当车 而抗辞，京房发愤以殒身，窦武不顾而毕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谨按《春秋》， 晋狐射姑杀阳处父，书襄公杀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阴重之机，处父所 以及残贼之祸，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则下不敢尽意；上泄其事，则下不 敢尽言。故《传》有造膝诡辞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 为陛下言之，虑陛下不能用也。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婴其祸； 适足钳直臣之口，而重奸臣之威。是以欲尽其言则有失身之惧，欲尽其意则有害成 之忧，裴回郁塞，以须陛下感悟，然后尽其启沃。陛下何不听朝之余，时御便殿， 召当世贤相老臣，访持变扶危之谋，求定倾救乱之术，塞阴邪之路，屏亵狎之臣， 制侵陵迫胁之心，复门户扫除之役，戒其所宜戒，忧其所宜忧。既不得治其前，当 治于后；不得正其始，当正其终。则可以虔奉典谟，克承丕构，终任贤之效，无宵 旰之忧矣。
臣前所谓“追踪三五，绍复祖宗，宜鉴前古之兴亡，明当时之成败”者。臣闻 尧、禹之为君而天下大治者，以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举，不贰其业， 不侵其职，居官唯其能，左右唯其贤，元凯在下虽微而必举，四凶在朝虽强而必诛， 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二世、汉元成，咸愿措国如唐、虞，致身如尧、舜，而 终败亡者，以其不见安危之机，不知取舍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奸人，不亲忠良， 不远谗佞也。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兴，而景行于前；鉴秦、汉之所以亡，而戒 惧于后。陛下无谓庙堂无贤相，庶官无贤士，今纪纲未绝，典刑犹在，人谁不欲致 身为王臣，致时为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邪？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贤，恶如 四凶，诈如赵高，奸如恭、显，陛下何惮而不去邪？神器固有归，天命固有分，祖 宗固有灵，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于强暴；汉之亡也，失于 微弱。强暴则奸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则强臣窃权而震主。臣伏见敬宗不虞亡秦之祸， 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轸亡汉之忧，以杜其渐，则祖宗之洪业可绍，三五之遐轨可 追矣。
臣前所谓陛下“心有所未达，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泽壅而 不得下浃”；且百姓有涂炭之苦，陛下无繇而知；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无繇而信。 臣谨按《春秋》书“梁亡”不书“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虑昏而耳目塞，上出 恶政，人为寇盗，皆不知其所以，终自取其灭亡也。臣闻国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 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存，则虽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 重，则人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 陛下宜令慈仁者视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师之教导焉。故人之于上也，恭 之如神明，爱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亲近贵幸，分曹建署，补除卒吏，召致宾 客，因其货贿，假以声势；大者统籓方，小者为守牧，居上无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 害，居下无忠诚之节而有奸欺之罪。故人之于上也，畏之如豺狼，恶之如仇敌。今 海内困穷，处处流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鳏寡孤独不得存，老幼疾病不得 养，加以国权兵柄颛于左右，贪臣聚敛以固宠，奸吏因缘而弄法，冤痛之声，上达 于九天，下入于九泉，鬼神为之怨怒，阴阳为之愆错。君门万重，不得告诉，士人 无所归化，百姓无所归命。官乱人贫，盗贼并起，土崩之势，忧在旦夕。即不幸因 之以病疠，继之以凶荒，陈胜、吴广不独起于秦，赤眉、黄巾不独生于汉，臣所以 为陛下发愤扼腕、痛心泣血也。如此则百姓有涂炭之苦，陛下何繇而知之乎？陛下 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达，固其然也。臣 闻汉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余事，其心甚诚，其称甚美。然纪纲日紊，国祚日衰， 奸宄日强，黎元日困，繇不能择贤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即位，忧勤兆庶， 屡降德音，四海之内，莫不抗首而长息，自喜复生于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终如 始，以塞四方之望。诚能揭国柄以归于相，持兵柄以归于将，去贪臣聚敛之政，除 奸吏因缘之害，惟忠贤是近，惟正直是用，内宠便僻无所听焉。选清慎之官，择仁 惠之长，敏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导之以德义，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 情，俾万国欢康，兆庶苏息，即心无不达，而行无不孚矣。
臣前所谓“欲人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臣闻德以脩己，教以导人。脩之也， 则人不劝而自立；导之也，则人不教而率从。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 人之从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从化，岂 立教之旨未尽其方邪？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为明， 臣以正时为忠。知人在任贤而去邪，正时则固本而守法。贤不任则重赏不足以劝善， 邪不去则严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则人流，法不守则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 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奸邪而不私其左右，举贤正而不遗其疏远，则化浃朝廷矣。 爱人而敦本，分职而奉法，脩其身以及其人，始于中而成于外，则化行天下矣。
臣前所谓“欲气之和也，在遂其性以导之”者，当纳人于仁寿也。夫欲人之仁 寿也，在立制度，脩教化。夫制度立则财用省，财用省则赋敛轻，赋敛轻则人富矣； 教化脩则争竞息，争竞息则刑罚清，刑罚清则人安矣。既富矣，则仁义兴焉；既安 矣，则寿考至焉。仁义之心感于下，和平之气应于上，故灾害不作，休祥存臻，四 方底宁，万物咸遂矣。
臣前所谓“救灾旱在乎致精诚”者。臣谨按《春秋》，鲁僖公一年之中，三书 “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书“不雨”者，以其人君 无闵人之心也。故僖致诚而旱不害物，文无恤闵而变则成灾。陛下有闵人之志，则 无成灾之变矣。
臣前所谓“广播殖在乎视食力”者。臣谨按《春秋》：“君人者必时视民之所 勤。人勤于力则功筑罕，人勤于财则贡赋少，人勤于食则百事废。”今财食与力皆 勤矣，愿陛下废百事之用，以广三时之务，则播植不愆矣。
臣前所谓“国廪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谨按《春秋》：“臧孙辰告籴于 齐。”《春秋》讥其无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饥。臣愿斥游惰之人以笃耕殖， 省不急之费以赡黎元，则廪蓄不乏矣。
臣前所谓“吏道多端，本乎选用失当”者，繇国家取人不尽其材、任人不明其 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声而不求其实，故人之趋进也，务其末而不务其本。 臣愿核考课之实，定迁序之制，则多端之吏息矣。
臣前所谓“豪猾逾检，繇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谨按《春秋》， 齐桓公盟诸侯不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 故《春秋》备而书之。然则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 也。法宜画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员，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于 南则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则破律于中，法出多门，人无所措，繇兵农势异，而中 外法殊也。臣闻古者因井田以制军赋，间农事以脩武备，提封约卒乘之数，命将在 公卿之列，故兵农一致，而文武同方，以保乂邦家，式遏乱略。太宗置府兵台省军 卫，文武参掌，闲岁则橐弓力穑，有事则释耒荷戈，所以脩复古制，不废旧物。今 则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于奉朝请；六军不主武事，止于养阶勋。军容合中官之 政，戎律附内臣之职。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雠；足一蹈军门，视农夫如草芥。 谋不足以翦除奸凶，而诈足以抑扬威福；勇不足以镇卫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闾里。 羁绁籓臣，干陵宰辅，隳裂王度，汩乱朝经。张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 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奸观衅之心，无伏节死难之谊。岂先王经文纬武之旨邪！臣 愿陛下贯文武之道，均兵农之功，正贵贱之名，一中外之法，还军卫之职，脩省署 之官；近崇贞观之风，远复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下国，始天子而达诸侯，可以制 猾奸之强，无逾检之患矣。
臣前所谓“生徒惰业，繇学校之官废”者，盖国家贵其禄，贱其能，先其事， 后其行，故庶官乏通经之学，诸生无脩业之心矣。
臣前所谓“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者，臣以为刺史之任，治乱之根本系焉， 朝廷之法制在焉，权可以御豪强，恩可以惠孤寡，强可以御奸寇，政可以移风俗。 其将校曾更战阵，及功臣子弟，请随宜酬赏。苟无治人之术者，不当任此官，即绝 干禁之患矣。
臣前所谓“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者，臣请以官位禄秩制其器用车服，禁以 金银珠玉，锦绣雕镂。不蓄于私室，则无荡心之巧矣。
臣前所谓“辨校叶”者，繇考言以询行也；臣前所谓“形于耻格”者，繇道德 而齐礼也；臣前所谓“念生寡而食众，可罢斥惰游”者，已备于前矣。臣前所谓 “令烦而治鲜，要察其行否”者，臣闻号令者，治国之具也。君审而出之，臣奉而 行之，或亏益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烦而治鲜，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
臣前谓“博延群彦，愿陛下必纳其言；造廷待问，则小臣其敢爱死”者。昔晁 错为汉削诸侯，非不知祸之将至，忠臣之心，壮夫之节，苟利社稷，死无悔焉。臣 非不知言发而祸应，计行而身僇，盖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悔，岂忍姑息时忌，窃 陛下一命之宠哉？昔龙逄死而启商，比干死而启周，韩非死而启汉，陈蕃死而启魏。 今臣之来也，有司或不敢荐臣之言，陛下又无以察臣之心，退必戮于权臣之手，臣 幸得从四子游于地下，固臣之愿也。所不知杀臣者，臣死之后，将孰为启之哉！
至如人主之阙，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脩近古 之治而致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陈者，实以臣亲承圣问，敢不条对。 虽臣之愚，以为未极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庙 以教人孝，养高年以教人悌长，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调元气以煦育，扇大和以仁寿， 可以消摇无为，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钧之道，在择宰相以任之，使权造化之柄；念 保定之功，在择将帅以任之，使脩阃外之寄；念百度之求正，在择庶官面任之，使 颛职业之守；念百姓之怨痛，在择良吏以任之，使明惠养之术。自然言足以为天下 教，动足以为天下法，仁足以劝善，义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劳神惕虑，然 后致治哉！
是时，第策官左散骑常侍冯宿、太常少卿贾餗、库部郎中庞严见蕡对嗟伏，以 为过古晁、董，而畏中官眦睚，不敢取。士人读其辞，至感概流涕者。谏官御史交 章论其直。
于时，被选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龊常务，类得优调。河南府参军事李郃曰： “蕡逐我留，吾颜其厚邪！”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奋。臣才 志懦劣，不能质今古是非，使陛下闻未闻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内思，愧羞神明。 今蕡所对，敢空臆尽言，至皇王之成败，陛下所防闲，时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 引《春秋》为据，汉、魏以来，无与蕡比。有司以言涉讦忤，不敢闻。自诏书下， 万口籍籍，叹其诚鲠，至于垂泣，谓蕡指切左右，畏近臣衔怒，变兴非常，朝野惴 息，诚恐忠良道穷，纲纪遂绝，季汉之乱，复兴于今。以陛下仁圣，近臣故无害忠 良之谋；以宗庙威严，近臣故无速败亡之祸。指事取验，何惧直言？且陛下以直言 召天下士，蕡以直言副陛下所问，虽讦必容，虽过当奖，书于史策，千古光明。使 万有一蕡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阴杀谠直，结雠海内，忠义之士，皆惮诛夷，人心 一摇，无以自解。况臣所对，不及蕡远甚，内怀愧耻，自谓贤良，奈人言何！乞回 臣所授，以旌蕡直。臣逃苟且之惭，朝有公正之路，陛下免天下之疑，顾不美哉！” 帝不纳。郃字子玄，后历贺州刺史。
蕡对后七年，有甘露之难。令狐楚、牛僧孺节度山南东西道，皆表蕡幕府，授 秘书郎，以师礼礼之。而宦人深嫉蕡，诬以罪，贬柳州司户参军，卒。
始，帝恭俭求治，志除凶人，然懦而不睿，臣下畏祸不敢言，故蕡对极陈晋襄 公杀阳处父以戒帝，又引阍弑吴子，阴赞帝决。帝后与宋申锡谋诛守澄不克，守澄 废帝弟漳王而斥申锡，帝依违其间，不敢主也。贾餗与王涯、李训、舒元舆位宰相， 以谋败，皆为中官夷其宗，而宦者益横，帝以忧崩。
及昭宗诛韩全诲等，左拾遗罗衮上言：“蕡当太和时，宦官始炽，因直言策请 夺爵土，复扫除之役，遂罹谴逐，身死异土，六十余年，正人义夫切齿饮泣。比陛 下幽东内，幸西州，王室几丧。使蕡策早用，则杜渐防萌，逆节可消，宁殷忧多难， 远及圣世耶！今天地反正，枉魄愤胔，有望于陛下。”帝感悟，赠蕡左谏议大夫， 访子孙授以官云。
赞曰：汉武帝三策董仲舒，仲舒所对，陈天人大概，缓而不切也。蕡与诸儒偕 进，独讥切宦官，然亦太疏直矣。戒帝漏言，而身诵语于廷，何邪？其后宋申锡以 谋泄贬，李训以计不臧死，宦者遂强，可不戒哉！意蕡之贤，当先以忠结上，后为 帝谋天下所以安危者，庶其纾患耶！
刘蕡的字叫去华，是幽州昌平县人，客居在梁地、汴州一带。他精通《春秋》，能分析古今兴亡的原因，沉稳并擅长计谋，慷慨有拯救国家的抱负。他考中了进士。元和年后期，法纪混乱大权旁移，神策军中尉王守澄杀死了唐宪宗，换了两代皇帝都不能处罚他，全国人都感到愤慨，唐文宗登基，想报唐宪宗的旧仇，消灭他的党羽。当时宦官掌握了兵权，随意支配全国，号称“北朝廷”，坏人聚集，在宫外威胁百官，在宫内牵制、欺负皇帝，他常感到痛心。
大和二年(828)，举行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科举考试，皇帝把一百多位儒生召到朝廷，出试题说：我听说古代圣王治理天下，清静随顺，无为而治，政不繁民心归附，不干预遇事守法，使人民富足来建立根本，用诚心建立公正，因此天意和人心相通，阴阳和谐，人民仁德长寿，万物没有疾病。
啊！那高尚仁德达到的境界，简直是无法赶上的。夏、商、周三代贤君，质朴和文采互相补充，诸子学说盛行，政治逐渐衰退，从汉代以后，能称道的少有。
我虽然不懂仁德，但继承了大业，将这些作为法则，不敢怠慢，任用贤才，兢兢业业、起早贪黑，不敢说追赶三王五霸的伟绩，只是想继承祖辈的大业。但心里有没想到的，政令有不能使人信服的，上从朝廷下到各地，治理上的失误很多。
所以人民没全都教化好，人民心情不舒畅，连年旱灾，不能按时播种种植。国家仓库储蓄很少，没有九年的储备；官吏任用五花八门，不是全经过了三年的考绩。
京城，是华夏的根本，人们从这里看全国的治理，但有豪强违法；太学，是推行教化的基地，改变风俗的希望所在，但学生有的荒废了学业。治理各地重在颁行条例，但还是有人违令；工匠重在按法度施工，但不断有人变新花样。满不在乎的风气盛行，小错积累成大祸害。选择官吏治理百姓，听别人报告真假难以分辨，用法律惩罚臣民，又怕他们不知自律。
在增加财富发布政令方面，生产财富的少、消耗财富的多，政令繁多但收效却甚微。想要根除这些弊病，建成太平盛世，心里没有把握，像涉过深水一样。因此下令有关部门，广招贤才，来告诉我过去不懂的道理，以期建成太平盛世。
你们都博古通今，立志治好国家，到朝廷来回答问题，正合我求贤若渴的心意，一定会指出治理不足、政令不当、法令紊乱的地方，找出使国家富裕的当务之急。对以前的弊病怎样改革？怎样为百姓造福？怎样治理可接近古代盛世？
怎样治理可使上下和谐？找出根源，写成文章。至于管仲轻重篇理论的权衡，哪些对治理有帮助？严尤建成盛世的谋略，哪些合于现在？人才的考察先抓什么？羊祜的平定方略哪些可以实行？以他们作为借鉴，选择恰当的，只要能增长见识，我将亲自观看。
他答道：我确实不聪明，但有治好国家使皇帝成为圣明君主的办法，没有职位不能实行；有不怕触犯敢于劝谏的心愿，没有机会不能上达皇上。心怀抑郁，想有机会报效。常想和平民在路上、和商人在市场上议论，能传到皇上耳朵里，对皇上有点帮助，即使因奇谈怪论被判罪也不后悔。何况碰到皇上询问失误，征求良策，对朝廷内外颁诏令，举行直言进谏的考试。我既然参加了考试，又承蒙皇上出题，怎敢不说出所有想说的话。至于皇上是否忌讳，现在是否禁止，权贵幸臣是否讨厌，有关部门是否录取，我一概不考虑，希望皇上多加宽容，不使圣明时代有因说直话被处死的，就是国家的幸运了。我冒着死罪回答于下：皇上考题谈到思念古代圣王的治理，无为而治的教化，想沟通天意人心来改变风俗，使阴阳和谐来养育万物，可见皇上考虑治道的深入。我认为古代圣王的治理，那榜样并非不可企及，只看用什么办法去达到罢了。皇上考题说继承大业不敢贪图享乐，奉为法则而不敢怠慢忽略，可见皇上有为百姓操劳的志向。
如果任用贤才，兢兢业业，起早贪黑，就应贬逐身边的小人和奸臣，任用可做栋梁的重臣。如果要赶上三王五霸的政绩，继承祖辈的伟业，就应借鉴古代的兴衰，明晓现在的成败。心里有没想到的，是因为下面的情况被阻隔没能反映上来；政令有时不能使人信服，是因为皇上的恩泽多受拦阻不能造福百姓。想把人民都教化好，应先修身做榜样；想要人民心情舒畅，应顺应民心加以疏导。救旱灾应感动上天，想多种植那么国事应根据人民收割和耕种来安排。国家没有储蓄，是因为吃闲饭的太多；官吏任用五花八门，是因为选择任用不恰当。豪强违法，因宫廷内外法令不一致；太学学生荒废学业，是因为学校的职能废弃了；各地方违反命令，是因任用的人不好；工匠变新花样，是因为制度没建立。皇上考题有选择官吏治理百姓的心愿，增加财富发布政令的感慨，可以知道皇上教化的根本。按实绩选拔人才，真和假怎会难以分辨呢？用礼制要求臣民，他们怎会不知自律呢？知道生产财富的少消耗财富的多，应贬斥懒惰和游说的人；知道政令繁多但收效甚微，要明察政令是否执行了。广招贤才，希望皇上一定接受他们的劝谏；到朝廷来参加考试，我怎敢怕死不说？皇上考题有求贤才指出治理不足的话，审查政令辨别不当的指示，可见皇上征求意见的心情。如果满足了我贬逐奸臣豪强的愿望，以前的弊政就会被革除；保存皇上富国利民的志向，恩惠就会广布全国。能分清治理方法的好坏，可以接近古代贤君的政绩；礼乐制度得以遵行，国家就和谐了。管仲的方法，还不是天子应取的；严尤论述的，也没有最好的谋略；人才的考察，没有比考察官吏更重要的；羊祜的平定方略，不如虞舜用文德感化。这些都不是最好的德政，皇上不需效法，哪里值得对皇上说呢？对于那些关系国家安危、预示国家存亡的，我请求为皇上竭诚分析、强调一下。
我上面所说“古代圣王的治理，那榜样并非不可企及”，是指只要皇上慎重思考，努力实行，始终不松懈就行。按《春秋》所说，元是万物的开始，春是一年的开始。《春秋》用元来称第一年，把春字写在王字前，是表明帝王应像奉行天道一样，来慎重地对待开端。又列举季节来表示一年的终结，列举月份来表示季节的终结。《春秋》在没有事件的情况下，也一定写下起始的月份来记载季节，表明帝王应该奉行天道，来慎重地对待终结。帝王治国的起始和终结都一定要取法于天的原因，是因为天不断运行。
皇上如能慎重地对待开端，又能慎重地对待终结，努力地治理，勤勉地施行，就能治理好国家使人民宽厚，清静随顺但不违法度，发扬使人民富足的大业，光大建立公正的高风，哪有三代贤君互相重复的弊病、诸子伪学逐渐盛行的问题呢？
所以我说：“只看用什么办法去达到罢了。”
我上面说到“任用贤才，兢兢业业，起早贪黑，应贬逐身边的小人和奸臣，任用可做栋梁的重臣”，认为这是皇上应忧虑操心的大问题。我听说帝王忧虑不该忧虑的事，国家一定衰弱；不忧虑应该忧虑的事，国家一定危险。皇上不问我们国家存亡，朝廷安危，我不知道皇上是觉得我们微贱不值得参与重大决策呢？还是太忙没有考虑到这上来呢？否则，为什么不忧虑应该忧虑的事呢？我认为皇上应首先忧虑的事，是宫廷将发生变乱，朝廷将出现危险，国家将遭灭亡，全国将发生动乱。这四方面，国内已经有了苗头，所以我认为皇上应先忧虑这些。国家大业创始艰难，守业当然也不会容易。
太祖皇帝奠定了基础，高祖皇帝付出了辛劳，太宗皇帝开创了大业，玄宗皇帝又发扬光大，一直到皇上，已有两百多年，中间既不断有明哲的治理，也不断有忧虑和祸乱发生，没有不任用贤人、亲近正人君子而能使国家兴盛的，只要一天不考虑这些，就有可能国家灭亡，成为祖宗的耻辱、万年的憾事，按《春秋》所说，帝王的职责，在于体察天意来正确治理。
过去董仲舒对汉武帝把主要的都说了，有没说到的，我愿为皇上补充论述一下。
继承先帝帝位时史官一定要写登基，这是用来表示即位是正当的；皇帝去世一定要记载去世的地点，这是表示是寿终正寝的。所以当帝王的，他说的必定是合乎正道的举措，他掌握的必定是不折不扣的权力，他接近的必定是正派的人。
《春秋》说：“守门人杀死了吴国子爵余祭。”直接写他的名字，是批评他疏远贤人，亲近受过刑的人，有不合君道的行为。希望皇上不忘祖先开创国家的辛劳，记住《春秋》继承先帝帝位的告诫。
使法令严明的开端，应说合乎正道的话，实行正道的举措；杜绝篡位杀帝王的发展，就应掌握不折不扣的权力，接近正派的人。疏远宦官，亲近正直的人，宰相们能独立掌管朝中的事务，百官能履行他们的职责。为什么让身边五六个人独揽了全国的政务，对外地单独用皇上的名义发号施令，在朝内窃取了皇上的权力，在朝廷作威作福，在全国横行霸道，百官不敢指责他们的行为，皇上不能制服他们的恶意，灾祸在宫中酝酿，阴谋在身边产生，我担心曹节、侯览又产生在今天，这是宫廷将发生变乱了。《春秋》说“：鲁定公在第一年春天做了鲁王。”没有称正月的原因，是《春秋》认为前王不能寿终正寝，那么后王也不能算是正当的，所以说“鲁定公没有正月”。现忠臣贤人不能成为皇上的亲信，宦官独揽废黜拥立皇帝的大权，使故世皇帝不能寿终正寝，也使皇上不能正当即位，何况皇太子还没有决定，祭祀还没举行，将军宰相的权力没有归还，正确的地位尊卑没有确立，这是国家将出现危险了。《春秋》说“：王札子杀死了召伯、毛伯。”按《春秋》的惯例，臣子互相攻杀不记载。这里记载了，是看重他独占了君王的命令。上天授予的叫天命，君王发布的是命令。接受天命却又丧失了，是不合君道；侵占君王的命令并独自占有，是不合臣道，君不合君道，臣不合臣道，这是国家遭灭亡了。
《春秋》说，晋赵鞅率领晋阳的军队不按命令进入了晋都，写他进入，是因为他能驱逐国君身边的坏人来使国君安全，所以《春秋》褒奖他。现在皇权遭侵夺，藩镇横行霸道。如有不懂臣下大义的，首先叛乱的将用使国家平安作为名义；不探究《春秋》深义，动武的将借口驱除恶人。那么刑罚就不归皇上掌握了，征讨一定会由藩镇掌握，这是全国将发生动乱了。因此樊哙闯门流泪进谏，袁盎拦着车陈辞，京房因愤怒而被处死，窦武不怕献出生命，这都是皇上明明知道的。
根据《春秋》，晋狐射姑杀死了阳处父，却记载为晋襄公杀死了他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国君泄露了他的话。晋襄公不能保守秘密，阳处父因此被杀死了，所以《春秋》贬斥他。皇上泄漏意见，臣下就不敢全心全意；皇上泄漏事情，臣下就不敢都说，因此《传》有臣下受亲近却不说直话的记载，《周易》有丧失性命反而坏事的告诫。现公卿重臣，不是不想对皇上说这些，是担心皇上不能采纳。忽略而不采纳，一定会泄漏他的话，臣子说了不被采用，一定会因此遭殃；这只会堵塞正直臣子的嘴，增加奸臣的威风。所以忠臣想说出全部心里话就有丢命的担心，想说明全部意图就有反而坏事的顾虑，徘徊抑郁，想等待皇上醒悟，然后再竭诚劝谏，皇上为什么不在上朝后的闲暇时间里，不时到旁边的宫殿里，召见贤明的宰相和老臣，询问应变防祸的计谋，访求挽救危亡动乱的办法，堵塞阴谋邪恶的通道。贬斥身边邪恶的臣子，抑制他们侵权威逼的野心，恢复他们守门清扫的劳役，遵守他们应该遵守的法纪，操心他们应该操心的事。虽已不能治理好以前的事，但应治理好以后的事；不能端正开始，应该端正终结，这样就能够虔诚地奉行前代经典，能经承先帝的大业，发挥贤才的作用，没有起早贪黑的忧虑了。
我上面说到“如果要赶上三王五霸的政绩，继承祖宗的伟业，应借鉴古代的兴衰，明晓现在的成败”，我听说唐尧、夏禹任帝王国家大治的原因，是能够任用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时机地提拔人才，不妨碍他们履行职责，不侵夺他们的权力，任官只看他的才能，只有贤人才亲近，贤才在手下即使微贱也一定提拔，四凶在朝中即使势力大也一定要处死，考虑安危，辨明取舍。秦二世，汉元、成皇帝，都想使国家像有唐和有虞，使自己像尧和舜，但终于失败灭亡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安危的关键，不知道取舍的标准，不任用重臣，没认出坏人，不亲近忠臣贤人，不疏远奸臣。只要皇上明察唐尧、虞舜兴盛的原因，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借鉴秦、汉灭亡的原因，作为现在的警诫。皇上不要认为朝廷没有好宰相，百官没有贤才。现在法度还没废弃，刑法仍然存在，人民哪个不想做皇上的臣子，使现在成为太平盛世？皇上为什么忽视而不任用他们呢？有人任官没有才能，在皇上身边却并非贤才，凶恶得像四凶，狡诈得像赵高，奸邪得像弘恭、石显，皇上为什么害怕而不除掉他们呢？
国家已有归属，天意仍未改变，祖宗神灵保佑，贤臣怀有忠心，皇上想想这些吧！
过去秦朝灭亡，是过于残暴；汉朝灭亡，是过于软弱。过于残暴奸臣怕死就谋害君主，过于软弱强暴的臣子窃取了权力就威胁君主。我已看到敬宗皇帝不防备秦代灭亡的灾祸，不防微杜渐，希望皇上深思汉代灭亡的担忧，防止灾祸发展，那么祖宗的伟业可以继承，三王五霸的政绩就可以赶上了。
我上面说皇上“心里有没有想到的，是因为下面的情况被阻隔没能反映上来，政令有时不符合愿望，是因为皇上的恩泽受拦阻不能造福百姓”，百姓有深重苦难，皇上不能知道，皇上有爱护百姓的心愿，但百姓不能信服。我看到《春秋》写“梁国灭亡”却不写“被攻占”，是认为梁国是自己灭亡的，是认为当权者头脑昏乱、耳目闭塞、统治残暴，人们都当了强盗，他们却不知怎么办，终于自取灭亡。我听说君王尊显的原因，是看重他的国家，看重国家的原因，是他的人民存在。如果人民不存在，那么即使有国家也不能保证别人看重；国家不被人看重，那么君王也不能保持他的尊显。所以治理国家的人，不能不知道百姓的愿望。
百姓是皇上的儿女，皇上应命慈爱、仁德的人看护、养育他们，像保姆那样关怀，像喂奶那样养育，像老师那样教诲。所以人民对官长，像对神灵那样恭敬，像对父母那样爱戴。现在有时却不是这样，皇上亲近权贵幸臣，他们按职务建立官署，任免官吏，豢养门客，皇上给他们金钱，给他们权势，大的统治一片地方，小的掌管一州，大官没有清廉慈爱的政绩却有贪婪的危害，小官没有忠诚的节操却有作恶欺骗的罪行。所以人民对于官长，像对豺狼那样害怕，像对仇敌那样厌恶。现全国人民贫困，到处都有流亡失散的人，挨饿的人没有吃的，受冻的人没有穿的，鳏夫、寡妇、孤儿、孤老没人抚恤，老人、小孩、患病者没人照顾，加上国家和军队的权力被皇上身边的人独掌，贪官搜刮民财来保持恩宠，污吏因为关系歪曲法令，喊冤叫苦的声音，上冲云霄，下入黄泉，鬼神为此怨恨发怒，阴阳就为此失调。皇上被人阻隔，人们不能去报告，士人无处归向，人民无处效忠。
官吏昏乱，人民贫困，到处都有强盗，国家崩溃的局势，担心马上就会出现。如果不幸又有疾病流行、灾荒出现，陈胜、吴广不单出现在秦代，赤眉、黄巾起义不单产生在汉朝，这就是我为皇上感到激动、痛心的原因。像这样老百姓即使有深重的苦难，皇上怎么能知道呢？皇上有对百姓像儿子样爱护的心愿，老百姓怎么能相信呢？使皇上政令有不能使人信服的，心里有没有想到的，这是必然的。我听说汉元帝登基初期，改变了七十多项制度，他的用意非常诚恳，他的声誉非常高。但法令日益紊乱，国家日益衰弱，坏人日益强大，百姓日益贫困，这是因为他不能选择、任用贤才，失去了对臣下的控制。自从皇上登基，为百姓们操劳，多次颁布诏令，全国人民，没有不敬仰赞叹的，都自己庆幸又从死路上得到了再生。希望皇上有始有终，以满足人民的愿望。如果能将国家的权力交还给宰相，将兵权交还给将领，废除贪官搜刮民财的政令，消除污吏看关系枉法的祸害，只亲近忠臣贤人，只任用正人直臣，不听信受宠奉承的人。挑选清廉、慎重、仁爱、慈惠的官员，用利益使他们勤勉，用仁爱使他们感到温暖，用孝敬和慈爱去教诲他们，引导他们遵行道德礼义，除掉堵塞耳目的人，沟通上下的愿望，使藩国欢欣，万民生息，那么就会心里没有不知道的，政令没有不使人信服的了。
我上面说到“想把人民都教化好，应先修身做榜样”，我听说德是用来修身的，教是用来引导别人的。君子修好自己的道德，人们不用劝告就会自己立德；用修身来引导他们，人们不用教诲都会跟随。君子如希望政令必定被遵行，所以就自己做表率；想人们都听从教化，因此用道来驾御他们。现在皇上以身作则但政令没被必定遵行，用道驾御但人们没有听从教化，是否建立教化没有掌握方法呢？建立教化的方法，应是君王用明智来控制，臣子尽忠心来实行。君王以了解臣子为明智，臣子以辅助时政为忠。了解臣子就应任用贤人并驱除邪恶，辅助时政就应巩固根本并遵守法纪。
不任用贤人用重赏也不能够勉励善人，不驱除邪恶用重刑也不能够禁止违法，根本不巩固人民就会流离失所，不遵法纪权力就会分散，这样想要人们听从教化，按教化施行，是不可能的。皇上如能贬斥奸臣而不偏袒近侍，提拔贤人不遗漏卑贱，那么教化就能在朝廷得到贯彻。
爱护人民而重视根本，各负其责又奉公守法，注重自身修养再去要求别人，先在朝廷实行再扩大到朝外，那么教化就能在全国实施了。
我上面说到“想要人民心情舒畅，应顺应民心加以疏导”，是指应使人民仁德、长寿。要想人民仁德长寿，应建立规章，修明教化。建立规章费用就会减省，费用减省赋税就会减轻，赋税减轻人民就富足了。教化修明就没有争斗，没有争斗就不用刑罚，不用刑罚人民就安宁了。人民富足了，仁义之道就兴盛了；人民安宁了，就长寿了。仁义之道感动了大地，安宁元气感动了上天，所以灾害就不会发生，吉兆就会出现，各地就太平无事，万物就蓬勃生长。
我上面说到“救旱灾应感动上天”，据《春秋》记载，鲁僖公在一年之中，三次写了“没下雨”，这是因为君王同情人民，鲁文公在三年中，只写了一次“没下雨”，是因为君王不同情人民。因为鲁僖公有同情人民的诚意，所以天旱却没有影响收成，鲁文公不同情人民，天旱就成了灾害。皇上同情人民，那么就不会成为灾害了。
我上面说到“要想多种植，那么国事应根据人民收割和耕种来安排”，《春秋》说“：做君王的应随时看百姓在忙什么。
百姓在忙耕种就不要兴劳役，百姓在为财富劳碌就应减轻赋税，百姓在为饣胡口奔忙就停止一切耗费。”现在百姓为了财富、饣胡口和耕种在操劳，希望皇上停止各种事务的耗费，来增加春夏秋三季的投入，那么耕种就不会有缺失了。
我上面说到“国家没有储蓄，是因为吃闲饭的太多”，《春秋》记载说“：臧孙辰向齐国借粮。”《春秋》指责他没有九年的积蓄，一年收成不好老百姓就挨饿。我希望斥退游说懒惰的人来鼓励耕种养殖，减省不急需的费用来供给人民，那么储蓄就不会缺乏了。
我上面说“官吏任用五花八门，是因为选择任用不恰当”，是因为朝廷取士不能发挥他的全部才干，任用人不知道关键。现在皇上任用人才，只求声誉不管实绩，所以人们为了升官，只图虚名不管实际。我希望考核官吏的实绩，规定官吏升迁的顺序，那么五花八门的官吏任用就停止了。
我上面说“豪强违法，是因为宫廷内外法令不一致”，是指朝廷、宫中禁令不一致。根据《春秋》，齐桓公和诸侯会盟不记载日期，但葵丘会盟却记载了日期，这是赞美他能够宣布周天子的法令，遵奉官员的规定，所以《春秋》详细地记载了这事。官职是五帝、三王设置的；法规是高祖、太宗皇帝制定的。法规应一致，官职应合乎名分。现又分宫外官员、宫中官员，形成南朝廷、北朝廷的格局，有人在南朝廷犯法就逃到北朝廷去，有人被宫外判刑却被宫内赦免，法令不由一方决定，人们不知怎么办，这是因为军队和农夫制度不一致，宫里宫外法令不相同。我听说古代按田制来承担军费，在农闲时练兵，按封地决定军队数量，在官员中任命将领，因此军队和农夫的制度一致，文武官员一样，用这来保护国家安宁，遏制阴谋。太宗皇帝设了各级军职，用文武官员一起掌管，没有战事就收起武器种庄稼，有战事就放下农具拿起武器，用这方法恢复古代制度，不废弃过去的制度。现在却不这样。兵部尚书不管军队，只是上朝请安；军职不管作战，只是用来褒奖功勋。观军容使总管宦官的事务，禁卫被宦官掌管。一戴上头盔，恨文官就像仇敌；一进入军队，看农夫就像尘土。不能用计谋铲除凶暴，只会用权诈作威作福；没有勇气保卫国家，只会残暴侵犯人民。控制藩镇将领，欺负宰相，破坏制度，扰乱朝政。依靠军队的力量，向上控制了君王，假托皇上的命令，向下驾御英雄豪杰。只知耍阴谋利用矛盾，不知按节操为国献身。这难道与祖先安排文武官职的本意相合吗？我希望皇上将文武官员职掌结合起来，把军队和农夫的任用结合起来，端正高贵和低贱的名分，统一宫里宫外的制度，归还军队的职能，整顿朝廷的官制，效法近代贞观年的规定，恢复远古周朝的制度，从京城推广到各地，从皇上一直到藩镇，这样就能制服强横的奸臣，没有违法的担忧了。
我上面说“太学学生荒废学业，是因为学校的职能废弃了”，是指朝廷看重禄位，看轻才能，看重他的出身，看轻他的操行，所以百官不能精通学术，太学学生也没有学习的愿望了。
我上面谈到“各地方违反命令，是因为任用的人不好”，我认为州刺史的官职，是治理好坏的根本、朝廷法令的基础，他们的权力能驾御豪族，仁惠能抚恤孤儿寡妇，力量能抵御盗寇，政令能改变风俗。他的将领如打过仗，和功臣的儿子弟弟一样，请让他按情况奖赏，如果没有治理人民能力的，不应任这官，这样就可以消灭违反命令的祸害了。
我上面说到“工匠变新花样，是因为制度没建立”，我请求按官职级别规定他的用具、车辆和服装，禁止用金银、珍珠、宝玉装饰，锦绣雕刻的工匠私人不能拥有，那么就没有奢侈的新花样了。
我上面所说“辨别真和假”，是指从考查言论到考查行为；我前面所说“知道自律”，是通过道德使他们遵行礼制。
我上面所说“知道生产财富的少消耗财富的多，应贬斥懒惰和游说的人”，已在上面详细论述了。
我上面说到“政令繁多收效甚微，要明察政令是否执行了”，我听说政令是治理国家的工具，君王审慎发布，臣下恭敬实行，如有打折扣、增加、不执行和扣留的，治罪决不轻饶。现皇上政令繁多，但收效甚微，是否执行政令的人有欺骗行为呢？
我上面说到“广招贤才，希望皇上一定接受他们的劝谏；到朝廷来参加考试，我怎敢怕死不说”，过去晁错为汉朝削弱众王国，不是不知道灾祸将要降临，只是有忠臣的心愿、壮士的节操，只要对国家有利，死了也不后悔。我不是不知道说了话会惹祸，计谋被采纳了也会被杀害，但对国家的危难感到悲痛，对人民的痛苦感到伤心，哪里忍心顺从现在恶人的忌讳，窃取皇上一官半职呢？过去关龙逢被杀预示了商朝的建立，比干被杀预示了周朝的建立，韩非子被杀预示了汉朝的建立，陈蕃被杀预示了魏国的建立。
我今天到这里来，有关部门可能不敢上报我的文章，皇上又不能知道我的观点，落选后一定会被当权的臣子杀害，我如有幸能和上述四位贤臣在阴间交游，正是我的愿望，但不知道杀死我的人，在我死了以后，将为谁预示呢？
皇上治理的不足，政令教化的不当，以前的弊病，我已经说到了。至于为百姓造福，使治理接近古代盛世，使上下和谐，要靠皇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上面所论述的是因为我受到皇上亲自询问，不敢不说，即使像我这样愚蠢，也认为没有说完教化的主要方面、皇上治国的要点。
希望皇上敬奉天地来教人民恭敬，敬奉祖宗来教人民行孝，瞻养长者来教人民尊敬长者，爱护百姓来教人民爱护弱小，调整阴阳来养育万物，促进和谐使人仁德长寿，就能清静随顺，安闲治理。至于考虑治理措施，在于选择任用宰相，命他们代行管理；考虑保境平叛，在于选择任用将领，命他们镇守各地；考虑各部门正常运转，在于选择任用好官吏，让他们知道安抚老百姓的办法。自然而然言谈能成为全国的训诫，举动能成为全国的法则，仁德能劝勉善良，道义能制止邪恶，哪里需要起早贪黑、劳神操心、兢兢业业，才能治理好呢！
当时，考官左散骑常侍冯宿、太常少卿贾饣束、库部郎中庞严看到他的答题后叹服，认为超过了古代的晁错、董仲舒，但是害怕宦官怀恨，不敢录取他。士人们读了他的答题，甚至有感慨得流下了眼泪的。谏官和御史不断上奏为他叫屈。
那时候，被录取的有二十三人，所说的都是平庸、拘谨的日常事务，却都高升了官职。河南府参军事李..说“：他落选我却入选了，我的脸皮不是太厚了吗！”
就上奏说“：皇上到正式宫殿来征求直言劝谏，使人人都很感动。我才能平庸胆小，不敢评价古今对错。使皇上听到没听过的话，做没做过的事，后悔反省，愧对神灵。他的答题，敢于说出所有心里话，包括帝王的成败、皇上应防备的、现在政局的安危，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又引证《春秋》做根据，从汉朝、魏国以后，没有能比得上他的。但考官因为他所说有触犯和不合旨意处，不敢录取他。录取诏书颁下以后，人们纷纷议论，叹服他的真诚和梗直，以至于流下了眼泪，都说他指责了皇上的近侍，怕他们怀恨，做出不合常规的事，朝廷内外都很担心，担心忠臣被害，法纪被破坏，汉末的变化又发生在今天。因为皇上仁德圣明，近侍所以没有杀害忠臣的计划；也因为皇上祖宗有灵，近侍因此不敢自取灭亡。从这结果看，为什么怕说直话？况且皇上设直言极谏科叫全国人才来考试，他说直话来满足皇上的提问，即使有触犯也应宽容，即使有过错也应奖励，载进史书，光耀万代，如果万一他遇事身亡，全国都会认为是皇上暗杀说直话的人，和全国人结仇。忠诚正直的人，都怕被杀，人心动摇，就没法辩解了。何况我都怕被杀，比他差得很远，内心非常惭愧，虽然自己认为是贤士，但人们会怎么说？我请求将任命给我的官职，用来表彰他敢说直话。我可避免苟合取容的惭愧，朝廷可有公正的录取，皇上可避免全国人的怀疑，难道不好吗？”皇上没有采纳。李..的字叫子玄，后来任过贺州刺史。
刘蕡答题之后七年，发生了甘露之变。令狐楚、牛僧孺任山南东、西道节度使，都请他做幕僚，任命为秘书郎，用对老师的礼节对待他。但宦官很恨他，诬告了一个罪名，贬他为柳州司户参军，后去世了。
当初，皇帝恭敬节俭追求治理好天下，立志除掉恶人，但懦弱不明智，臣子怕死不敢说，所以刘蕡答题极力陈述晋襄公断送了阳处父来告诫皇帝，又引用守门人杀死吴王的事例，暗中劝皇帝下决断。皇帝后来和宋申锡计划杀王守澄没成功，王守澄废黜了皇帝的弟弟漳王并把宋申锡贬到外地，皇帝在中间犹豫不定，不敢做主。后贾饣束和王涯、李训、舒元舆任宰相，因计划失败，都被宦官灭了族，所以宦官更加骄横，皇帝因忧愁去世了。
到唐昭宗杀死了韩全诲等人，左拾遗罗衮上奏说：“刘蕡在大和年间，宦官开始横行时，借直言极谏考试答题请求剥夺他们的官爵和封地，恢复他们清扫的劳役，就被贬出京城，死在外地，六十多年来，正直忠义的人忍气吞声。近年来皇上曾被幽禁在东宫里，又出逃到西边，国家差点灭亡了。假如刘蕡的计谋早早被采纳，那么在萌芽时就防范并阻止其发展，可以制止叛逆行为，怎会使这深重的忧愁和众多的灾难，远远地蔓延到皇上的时代呢！现皇上重登帝位，那屈死的魂魄和躯体，寄希望于皇上。”据说皇帝感动、醒悟了，将刘蕡赠官为左谏议大夫，寻找任命他的子孙当了官。
赞词说：汉武帝多次询问董仲舒，董仲舒的回答，叙述了上天和人的大致关系，但疏缓不切实用。刘蕡和众人一起考试，单单敢指责宦官，但也太粗心、率直了。告诫皇帝不要泄漏话语，自己却到朝廷上公开说，是为什么呢？后来宋申锡因计谋泄漏被贬，李训因计划不周被杀，宦官就强大了，能不警惕吗！像他这样贤明，应先用忠心得到皇帝信任，再给皇帝谋划决定国家安危的大事，或许能挽救危难吧！